砍德拉

角色包括：美、苏、古、加、智、玻、乌、秘、墨、委、哥、阿根廷、巴西、巴拿马、巴哈马、多米尼加、危地马拉

全文55k+，乐子人整活向，充满了美洲国家之间的自乳和互乳，都是我瞎编的，不要信

祝大家2023年健康快乐！

上午8时12分 飞机停泊在蒙得维的亚首都机场

这个智利人发现他的邻座头发里有树叶已经很久了。他没法不去注意它。此人留着一部棕褐色的山羊胡须，宛如女人的秀发，那片纤细的、硬挺的、深绿色的小叶子就从他左耳朵向上两寸处支出来。每隔一分钟，智利人就要从报纸的标题上抬起眼睛，悄悄地瞥上一眼，以验证这并非自己近视眼的恶果。

他所经受的教育告诉他，在人人穿衣服的社会里，没有人应当头发里夹着树叶上飞机。他所经受的另一部分教育则告诫他：必要的提醒是人性之善的体现。于是智利人最终悄悄撞了撞邻座的手臂，低声劝告道：“这位绅士，您头上沾了树叶。”

“我知道，”墨西哥人悲伤地转过头，他那庄稼人似的真诚在两只深陷的眼睛中闪动，“可是我没法把它取下来。从今早发现它以来，我试过了许多方法：各地产的洗发香波，油，热油，螺丝刀，可就连浓硫酸都不能使它脱落。”

智利人吃了一惊；连他的眼镜腿都为之震颤。“怎么会没法取下来？是谁把它放在您头上？”

“我不晓得——也许是羽蛇神，也许是独角兽，也许是我自己。”

“可您知道，世上既没有羽蛇神，也没有独角兽。”

“是吗？那么事情就清楚了，是我自己。”

智利人不再说话了。在他悠久的医学学习岁月里，如果还有其他可被称道的教诲，那就是绝不要同不可理喻之人辩论。越多的辩论，意味着越多的混乱、不安与宗教堕落。对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影响健康了。

此时正是早晨八点过一刻。日光的洪水从舷窗外喷涌而入，高而广阔的蓝天被悬挂在飞机的内壁。

“今天是个适合飞行的好日子，”智利人说。

“今天是个发生劫机的烂日子，”墨西哥人说。

因为我们正坐在一架观念的飞机上，墨西哥人接着解释道。这里没有常规，没有传统，也没有什么人们精心编写出的航空安全神话。概率论在这儿说了不算。就在我们坐在此处时，玻利维亚的反对派正把刀子捅向另一伙反对派，阿根廷的城市在欢呼声中被反复燃烧，秘鲁的地主正痛哭着在土地中撒下食盐，而把目光投向更偏北的地方，你会看到巴哈马青年纷纷穿上美国军装以屠杀同胞，古柯叶在加勒比南北沿岸的城市中罪恶地流通。而与此同时，我们一起坐在飞机上。一切淤积的愤怒和仇恨都将惊人地汇聚于这架1969年的航班，而这段航程太过短暂了，甚至来不及见证死亡。

当墨西哥人吐出这些哲理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四十五分钟，距离飞机降落还有八个半小时，而距离那场拉普拉塔河上空荒诞的劫机事件不多不少，刚好两小时。他们还将继续等待，其中一位头发里长着细长的树叶，连浓硫酸都未能伤它分毫。

上午8时25分 飞机停泊在蒙得维的亚首都机场

多米尼加人抖落抖落大衣，确认它破旧得恰到好处。他从停车场走进航站楼，一些关于近来恐怖活动的通缉告示布满了这条窄细而封闭的大理石室内阶梯。候机大厅呈现温暖的橙黄色，东边的一整面墙被挖空，换做了厚玻璃，让恐惧飞机的人也能提前看到它们在机场上排兵列阵。在七十排朝南的座椅和七十排朝北的座椅中间，一盏大吊灯令人不安地悬挂在宗教建筑般高耸的屋顶上，它只有在每晚五点后才开始发光。

每当走过这条道，他都不由感叹蒙得维的亚的迅速变化。这不是单纯的风流水转、物是人非；当多米尼加人第一次造访这座城市时，这里的机场停满了欧洲飞机，到处都写着怪里怪气的德国字，而且天气也更加寒冷，因为当时他只穿着加勒比像白纸一样的薄衬衫，而且浑身精湿。

多米尼加人是个漂亮、敏捷的混血青年，有着光洁无须的紫褐色脸庞和金铁般的鼻子，又瘦又高，模样常常使人联想起各式各样的名流人物。他还在家乡做街头混混的时候曾被邀请去拍摄电影。那个投资人戴着从意大利买来的墨镜，坐在市内一座立交桥的阴影下为他解释电影的情节：现总统和他的军队英勇地驾临国家边境，在那里指挥反抗罪恶邻国的入侵，所有的黑人都由白人演员扮演。

“我不知道如果你不演戏，还能靠什么过活。我们要你饰演总统的敌人，”投资人交代道。

“这太危险了。”他胆怯地回绝。

“那么你就来饰演总统。”

多米尼加人饰演了总统的敌人，同拍摄组一起乘车到达海地边境，并趁着同事不注意跳进碧蓝的大海，直到坐上了抵达乌拉圭的航班，这实际上没有听起来那么困难，因为才刚游出五百米他便遭遇抽筋而不得不呼救，而一艘美国渔船好心地把他捞起来送往大陆，他甚至没有等到衣服晾干再离开。

如今他们把德国标语移出了蒙得维的亚，而把英文标语迎了回来，在用双语书写的航班号标示下是一排几乎无人问津的座椅，他知道蒙得维的亚那些疯狂的绑架和谋杀活动阻碍了空中旅行的繁荣。一个戴着无框眼镜、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的男人坐在正当中。这个人一脸公子哥的富足相，手中捧着厚重的小说，翻页时不时露出左手腕上的金色手表；他的行李是两个背包，一只蓝色、一只土黄色，全都被不经意地搁在一旁的座位上。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缺乏戒备心的学生，多米尼加人想，如果他是一个小偷，就会优先挑这样的人下手。

他走过去，在乌拉圭人旁边落座。

“先生，”多米尼加人从大衣中取出一张地图，递到对方眼前，“您能为我看看，到最大的纺织厂在哪儿吗？”

乌拉圭人从无框眼镜后讶异地看向他的脸。“您有眼疾？”

“没办法，”他低声下气地请求道，”我识不得字儿——没上过学。老早就出来干活啦。”

一听这话，乌拉圭人充满激情地点点头。他接过那副近一米宽、一米高的庞大地图，开始仔细地研究，关于社会不公与教育问题的长篇大论在他嘴里念叨出来。他的眼睛和食指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仿佛正计划整个蒙得维的亚收归己有；过了好几分钟，他终于在地图的一角指出那个地址：“您瞧，只要出了机场、继续向东直走，就能看到工厂的身影了。”

“天呐，”多米尼加人说，语调中充满了穷苦人的真诚，“您真是个热心肠。像您这样的人是会有大作为的。”

他站起来，摘掉皮帽向他鞠躬。在他起身离开时，乌拉圭人那长方形的大学生的脸上仍旧挂着温和的微笑。

多米尼加流亡者很少能从事得体的生意。他们不像古巴人，他们嫩绿色的美钞到哪里都有人认；也不像巴西人和阿根廷人，能够在美洲的每一处找到自己的同乡。他们是卑微的、杂糅的、不受欢迎的，离开故乡时满腔雄心壮志、想靠着辛勤的双手做个自食其力的自由民，到头来却置身染缸，再难脱身。多米尼加人很快发现，一个小羊皮钱包值得半个月的美食，一条品相糟糕的珍珠项链也能换来一身干净衣服。他知道了伦皮拉摸起来最柔软，哥伦比亚比索摸起来最硬和粗糙。他稍稍转头看了一眼乌拉圭人，带着小心翼翼的悠闲绕向几根石柱后的洗手间。

一只黑色的手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不蓄须的瘦小黑人，脑袋被包裹在羊绒帽里，这是为了随时都可拉下来遮住脸庞。他边吸鼻涕边问：“您生意是否兴隆？”

“可不是，”多米尼加人回答，“买了一块好田，至于上面有多少房产，我还没有查清。”

“我过段时间一定前去拜访，”黑人面无表情，像一阵煤烟似地转身离开了。

感谢乌拉圭！感谢左翼思潮！感谢在父母羽翼下安然长大、空有一腔热血的愚蠢的学生！感谢奢侈品商店里日夜不息工作的皮革工们！他对着呕吐出清水的水龙头咧开嘴角。感谢妈妈！感谢前总统和他的仇敌！多米尼加人把手和脸埋进陶瓷水池中，好洗干净那双含情脉脉的褐色眼睛和深色的脸颊。洗手间的门砰地开启，有人站到他左边的洗手台前。他才一抬头，就看见了此人手腕上那只金色手表闪闪发光。

乌拉圭人大大咧咧地戴着表拧开龙头。他剐蹭手背，擦洗虎口，把每根手指头都在水流下好好地冲刷过。在狭小的洗手间里，此人的身量就显得格外高大、格外结实了；他那青壮年的脊柱粗大又挺拔。多米尼加人考虑着是否应当在水里把鼻子捏碎以免被认出。缓缓地，带着非法移民特有的鬼祟，他故作轻松地把脸从池子里挪出来，掀起上衣擦干。完美。他只要保持着脸被衣服包住、边擦拭边走出去，就可瞒天过海了。

“您不是刚才的纺织工吗？”乌拉圭人热情十足的声音从他旁边响起来。

“是的，是我，”多米尼加人回答。

“您找到路了吗？”乌拉圭人关怀道，“如果您上工，一星期能够挣到自己的口粮吗？”

多米尼加人感到被弄湿的前襟火烧火燎。从洗手间最内里的隔间，一个圆脸男人按动抽水马桶走了出来。

“感谢你的帮助，”他低着头，尽力避免结巴，“劳烦您帮助，我才省去、省去了这么多弯路。”

“自从阿根廷和巴西新政府相继上任，蒙得维的亚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对，”多米尼加人挤出笑容，“我们的活儿也更难找了。”

圆脸的男人推开洗手间门走了出去。

“可是，”乌拉圭人笑着说，“我看您的生意相当兴隆呢！”

还没来得及逃跑，多米尼加人的右脸就挨了硬邦邦的一拳头；他立刻顺势蹲下，拼命抱住乌拉圭人的小腿，试图伺机殴打他的生殖器，这是他在小偷生涯中习得的宝贵经验。而乌拉圭人一只手扼住他伸出的手腕子，一只手推着他的额头，在一小会儿沉默的僵持过后，乌拉圭人突然松手，狠狠地给了他的气管一拳。这显然是经过精确计算、充分利用了手部关节突起的一击。“咕”的一声，多米尼加人捂住脖子，流着稀稀拉拉的眼泪，仇恨而恐惧地看了对方一眼，随即改变策略，准备向门外逃去；可是他的膝盖才刚刚离地，就被乌拉圭人双手揪着后脖颈拽倒在地，如同一只装满大米的麻袋被重重甩在地板上，水与灰尘受到震颤，混杂着飞起。乌拉圭人的脸沾上了香烟灰，他感到自己的嘴里空荡荡、热乎乎的。他和乌拉圭人虚弱地扭打着，直到后者气喘吁吁地把他拖进厕所隔间之一。

多米尼加人敞开大腿坐在马桶盖上，看着乌拉圭人给隔间门上锁。

“您要，”他绝望地问，“您要将我送给警察吗？”

乌拉圭人摇摇头。

“那么您是要我的赃物？”他又问，“可是除了您的钱包，我今天还没有任何收入。”

乌拉圭人干笑着表示否认。

既然如此，可能性只有一个了。

多米尼加人把手伸到衬衣下面，心中荡漾着他古老祖先们所赞颂的牺牲的光荣，“假如您有那样的癖好，完全不必先让我磕掉两颗门牙……”

乌拉圭人厌恶地踹了他的肚子一脚。多米尼加人干呕了一刻，而乌拉圭人将他的两个背包之一塞进他怀里。他感到这个蓝色的布制背包沉重而坚硬，犹如一块山岩。

“我和我的朋友打了赌，”乌拉圭人凑近向他解释，“我说，这个机场是全美洲最混乱、最自由、最彪悍的机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全天下最棒的三只手，他们甚至不用买票就能把自己送上飞机——他并不相信。这个背包是我们的赌注。拜托你，朋友，如果你能想办法逃票与我上同一趟航班，把它交给迈阿密的那位朋友，那个混蛋一定要惊讶得发狂。这就是我的请求。“

“这是炸药吗？”多米尼加人问。

乌拉圭人伸出一根指头表示否认，于是多米尼加人不再怀疑了。他抱着那只蓝色背包站起来，忽然开始前所未有地痛恨自己的贪婪。当啷一声。乌拉圭人帮他拉开隔间的铁栓。在履行诺言之前，多米尼加人回过头，对着乌拉圭人作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

“您能给我一个承诺吗？只要您告诉我：这个包里没有任何危险物品，不要担心，尽管去吧，一切责任都不用我负。剩下的都由我来完成。”

乌拉圭人同他对视了一会儿。他点点头，说：”这个包里没有任何危险物品。不要担心，尽管去吧，一切责任都不用你负。”

多米尼加人带着感激的微笑，推开门离开了。

上午8时40分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飞机即将从首都机场起飞

“您是否听着洗手间里有动静？“阿根廷人询问玻利维亚人。

“什么动静？”玻利维亚人疑虑地回答。

“您没听见吗？就像一只装满大米的麻袋被狠狠甩在地板上似的。”

“如果你要做一个合格的战士，”玻利维亚人摇摇头，“就得改掉爱说胡话的毛病。”

阿根廷人感到困窘不已。为了掩饰困窘，他从行李箱里把最新的杂志拿出来阅读。杂志的头版是由玻利维亚人撰写的极具战斗性的报告文学；整整十二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唯一的插图是标题旁玻利维亚人的钢笔速写肖像，约有两个指甲盖那么大。

玻利维亚人很不满意这一画作，因为它把他的圆框眼镜画得太过夸张，几乎遮盖了他眼角的细纹、双眉之间高高凸起的纵向褶皱、忧愁的低垂的灰色眼睛，而这些才是体现他进步作者品质的证明。令他更不满意的是阿根廷人和他的编辑部同事们对他的意见不理不睬；他们只是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插画，直起身来听他抱怨，再俯身拿起放大镜，并最终遗憾地承认他们根本看不出那幅插画的问题所在。

“我的妻子，”玻利维亚人最后说，“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玻利维亚人是个严肃、结实的黑发中年人，他过去曾在米鲁尼的硝石矿场供职，并无疑是世上最优秀的钻井机驾驶员之一。鲜少有钻井机驾驶员能够像他一样及时并高效地把每个即将卷进球齿滚刀下的未成年工人救出来，并拣回他们的胳膊或者小腿。后来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无人在意，终于有一天，一个十三岁的工人在他启动刀具的时候被绞死了。由于残酷的物理因素，这个工人的许多信息都无法确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下矿时显然没有戴好头盔。

“要是他戴好头盔，”玻利维亚人如今想到这一点，还会沉痛地感叹，“要是他戴好头盔，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头颅，叫人认得出来了。”

那恰好是拉巴斯开始打仗的时候，一辆又一辆载着弹药的卡车从他们的矿场后运出去，玻利维亚人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半夜拦住了那些车流，抢夺武器，占领了那里广阔的空军基地，直到胜利的消息从首都传来。也是从这时起，他娶了妻子，那位常常被他暗中称赞的长着酒窝的日本移民妇女，并开始为拉丁美洲的几家杂志社供稿。他的作品以勇气、强势和说教性的长篇大论闻名。“写作就是卖淫，”他这样断定，“写诗是一夜情，写小说是付钱的长期姘头，写杂文则是屈身做老鸨。”如今要靠写作变得穷困潦倒并不容易，而玻利维亚人算得上其中的翘楚。

“去迈阿密的航班快要结束登记了，”他提醒阿根廷人，“听好了，如果你要做个好记者，就绝不能在一场要紧的探访中迟到。”

他们一起离开航站楼的玻璃大门，和他们的同行人们一道，在灰黄色的水泥路上沿标线行进，一架年事已高的道格拉斯喷气机在地面上投下有限的阴影。阿根廷人用他年轻茁壮的腿脚率先登上了登机梯，并奇怪地发现玻利维亚人正在他身后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只能像个老人一样把握着登机梯的扶手，一步一步地向上挪动。

“您怎么了？”

“我恐惧飞行，”他哆嗦着嘴唇说。

“关于近些天来在美国和古巴之间频繁发生的劫机事件，我需要您写上一篇社论，“阿根廷人一边登机就座，一边发觉自己的话似乎有着不应有的幽默意味，“哈，我不应该在航班上提这些！虽然近日来去美国的航班屡屡被共产分子劫持，这些航班上又屡屡有人死去、有人失踪、有人重伤而终身瘫痪、有人惊厥而变成精神病人，但是这些显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玻利维亚人的脸色已经变得很差了，他坐立不安，呼吸得好像一台破手风琴。

“对不起，我必须去一趟洗手间，”他打断阿根廷人，飞快地道歉，冲向机舱尾部。

阿根廷人的位子在机舱的正中央，他前头是个骨瘦如柴、长着马脸的危地马拉人，左手边是个虎背熊腰、戴着不合适的宽檐帽的金发男子，面色凝重，像是从欧洲来的旅客。一个黑黝黝的巴拿马人坐在他背后，仿佛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看到什么都要惊叹着去摸一摸，再往后则是秘鲁人和一个缩在角落里的多米尼加小伙子。隔着过道，委内瑞拉人、智利人、乌拉圭人、墨西哥人、巴哈马人、哥伦比亚人占据了机舱的另一头，空荡荡的座椅显示出并非旅游旺季的事实。乘客座位和前方驾驶员的位置中间只隔了一道紫色布帘。这并不鲜见；在一家南美洲航空公司所经营的飞机里，乘客总得学着习惯这些。

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英俊巴西人站在前头指挥乘客们系上安全带，以免在飞机起飞时磕破了头。道格拉斯在跑道上加速，飞行员将机头抬起，让整个机身以温和的倾斜角度往空中爬升，伴随着紫色布帘里面传来的一些咕哝声，迅速提升的重力把所有人都狠狠压在椅子上，除了那位巴西乘务长，他正在努力安抚危地马拉人，这个一把年纪、有玛雅血统的男子显然被吓得不轻。过了一会儿，在终于达到目标速度后，飞机在渐渐弱化的噪音中被拉平，地板不再动荡，像一艘经历了整夜海上暴雨的独木舟，轻缓地靠向阳光明媚的岸边。

“我知道近些日子的劫机事件令大家心有不安，但在我的家乡有这样一句格言，我恳请诸位时刻默念，”巴西人离开危地马拉人走到机尾，以风趣的安慰结束了引导，“如果好事不爱与你见面，坏事想必也不会。”

“我要出去，”阿根廷人左边的那个金发男子野蛮地从膝盖上跨过去，鞋子踩脏了他的西装裤，却没有作出任何道歉。阿根廷人不满地想要发火，却突然被噎着了；他看见男人的手中提着一把手枪。

男人大步走向机头，边走边用右手使劲一拉，为这把不太好用的半自动手枪上了膛。他站定在驾驶区后，掀开隔绝着机舱和两位机长的紫色布帘。这时，还只有几个乘客好奇地盯着他看。坐在右边座位上、肩章上有三条线的红发加拿大人正在调整导航设备。听到拉帘子的声音，他茫然地扭过头，正对上金发男子毫无感情的碧蓝双眼。加拿大人眨眨眼，凭借经验迅速理解了事态。

“乘客先生，这里是驾驶台，不是服务区域，”他提示道，“如果想要果汁或咖啡，您应该去找……”

金发男子挥起枪托，把他打昏了。

这声巨响让左边座位上聚精会神的美国人机长差一点从座位上摔下来，他瞪大眼睛看着倒下的副机长，又瞪大眼睛看着金发男子，嘴里滚动的咒骂最终没有发出，因为金发男子已经转向他而来；那些百无聊赖、昏昏欲睡的乘客全都清醒了过来。似乎有一两声细微的尖叫，但这些尖叫飞快地消失在金发男人的下一步行动中了；他一只手拖着被敲晕的加拿大人的衬衫领子，把他咚的一声拽下座椅，另一只手将手枪对准机长的眉心。

“都不许动！”这个男人用带着重度鼻音的西班牙语，对整个机舱喊道，“——这是一场劫机！”

上午10时12分 飞机正在飞越乌拉圭边境

如果你曾经劫过机，就会知道劫机是世界上最例行公事的工作。一个编辑要承担作者的无理取闹；一个医生要随时为意外的脏器出血或光敏性癫痫做好准备；一个政客要提防窃听器；一个看小孩的要防止那孩子以莫大的勇气奔向水池和高楼；一个士兵稍不注意就会变成坦克履带下面的一滩肉泥。但在劫机时，没有人无理取闹，没有突发的疾病需要治疗，没有坦克，没有富人家的天真儿童，连窃听器都成了无用的废铁，因为劫机犯不在乎名声。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循规蹈矩，信守计划，不留余地。于是劳动变得平铺直叙、简单而优雅了，劫机犯们只要把武器紧握在手中，等待飞机驾驶者耗尽他们或多或少的职业责任心。

苏联人带来的同伙是一个半黑半白的女乘务员，个头高而四肢纤长有力，是个当同她讲话时会忍不住担心她突然逃走的女人，他大声训斥她没有按照规定把每个人身上的绳子系紧。

“您觉得不适吗？”她抱歉地对她手下刚被绑好的多米尼加人说。

多米尼加人可怜地摇摇头。

“我好像不应该对飞机上的乘客做这样冒犯的事。假如您感到不舒服，一定要让我知道。我会想个办法让您晕过去，这样就不必绑住您了。您真的不觉得不适吗？”

“不，我很好，”多米尼加人沙哑地回答。

“我也很好，”墨西哥人主动邀请道，“您能帮我把绳子放松一些吗？”

古巴女人带着职业性的笑容帮他放松了绳结。

苏联人推倒了美国人先前放在杯架上的橙汁，用枪托在操作台上砸了两次，蛮横地把来自监测站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切断了。然后他又夺走了头戴式耳机，以不怕玉石俱焚的架势将它的右边一侧往外掰开，贴在右耳上，检查是否还有声响从中传来。

“你不打算先对指挥中心说些宣言什么的吗？”美国人轻声提醒。

“把飞机开到哈瓦那，”他命令道。

“哈瓦那是哪儿？”美国人问。

俄国人把枪口推得离他更近了一寸，于是美国人知道哈瓦那在哪儿了。他坚定地推动油箱拉杆，在控制台上调整了航速，把空中交通管理员和甚高频全向信标的闪烁光点全都抛之脑后，飞机机鼻开始向东倾斜；手忙脚乱中，他拾起加拿大人用塑料夹子装订好的飞行资料和天气报告重新阅读，希望能够在路上发现不适合飞行的区域，最后他无奈地承认这无疑是一个加勒比海区域有史以来最适合航空的日子，阳光明媚、气候温和，连一丝云彩都无法找到。

他被绑架的人质们在背后对他抛来种种施加压力的期待目光。

在这不合时宜的时刻，他想起被邀请回到航空学校的那个明媚的五月份。他们把演讲地选在机场的一片光照充足、绿意盎然的草地中间，到处都飘散着丁香花的香气。席地而坐的新生们把他团团包围住，欣赏他展示的列满伟大成就的航空记录，眼中闪动着崇敬和期待。“在你的飞行生涯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们追问他，“闪电？严寒与三英寸厚的积冰？风切变？百慕大三角？”

他体面地微笑着，从那些黑色的话筒中间，刻意缓慢地清清嗓子。“这里有一个误会——似乎人类的造物只会被比它更大的东西征服。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一个飞行员真正富有天分且训练有素时，那些庞然大物就像你的高脚杯中的一枚酒浸樱桃——可控而美味。”听众们哄堂大笑。“亲爱的朋友们，我曾在东南亚紫色的雷电群中穿梭，也曾在欧洲最北端令人目眩的暴雪中平稳降落；可我唯一一次在飞机上惊慌失措，如果你们真想知道，是因为一只五千克重的小小的鸟儿钻进了我的右引擎，在那里见到了它的鸟上帝。一只北美灰雁。就这么简单。”

“一只鸟，”他在仪表盘前汗如雨下，“一只他妈的小鸡巴鸟。”

上午10时41分 飞机飞越奥林波堡上空

“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役的？”苏联人问。

“六零年，约翰·肯尼迪上任那时候。“美国人回答。

美国人既富有天分，也训练有素，他对飞行的热爱天地可鉴。早在上小学时，他就从阁楼中的一大堆旧杂志中间一眼看见了它——一架漆成黑绿色、轮廓犹如灵巧的鲟鱼、细长而平滑的飞机。它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务，尾部配有四部重机枪，并凭借着它们将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杂志热情洋溢地为它配上三十码加粗铅字：“天堂使者”。

他父亲是一个传统、保守而野心勃勃的金发农场主，正打算用现代科学方式为儿子的未来生涯作出占卜，看到他从所有杂志中单单挑出画着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的那一本，立刻欣喜若狂地拍起了大腿。他兴奋地问：“你对它有兴趣？这飞机看起来多么美妙又强大。你想成为艾森豪威尔、查克·叶格还是约翰尼·约翰逊？”

“它看起来好像一个没穿衣服的黑女人，”美国人看着杂志封面咯咯笑着回答。

他没有成为艾森豪威尔、查克·叶格或者约翰尼·约翰逊，然而却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中继续走了下去。十五年过去，他顺利地从航空学校毕业，在凑齐一千小时的飞行时数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民航飞行员。当他的父亲从远方的战场听说这一消息后，只为他寄来了几个字：废物，该死，勿念。

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在这个年代，民用航空仍旧是一项神秘、古怪、等待开拓的营生；要他父亲想象一个为普通人开飞机的驾驶员，他就会想象一个人居无定所、餐餐靠快餐薄饼饱腹、在无人高空中一颗胶囊里同颇具异国情调的空中小姐们脱光衣服鬼混，一次又一次地患上梅毒、淋病和其他恶疾，为了享乐而不惜把葡萄酒浇在身上点燃。幻想已经令他恼火得牙根发痒了，发现幻想并不属实则令他更加大发雷霆。

第一架由美国人担当机长的飞机是道格拉斯DC-7。在那个智利圣地亚哥雨季的夜晚，他撑着一把伞，冒雨去为它做飞前检查。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混血地勤人员一左一右陪伴着他站在飞机底部。湿漉漉的夜幕如同黑色的天鹅绒，为它的金属外壳镀上一圈银边；在道格拉斯细长而开放式的腹部，无数电线和管道彼此交织，组成极为复杂而浑然天成的艺术性结构，犹如人的血管和骨骼，庄重地等候他的审查。这里极端的密集和精致容不下任何冗余；不久，两千加仑燃料将会成为这一庞大系统的血液，流过它的五脏六腑，形成燃烧的能量、精准的平衡、向上的趋势，把世界的一个点连接到另一个点——他为这种狂热的想象所深深打动，因此在雨中站得太久而发了两天低烧。

道格拉斯系列完全出自合众国人民之手，它圆润的机鼻昭示着纯正的扬基血统。对于它的妙处，美国人如数家珍；它的动力来自四个十八缸涡轮复合发动机，巧妙地排列在机翼两头；两个翼根插入件以精确的计算减小空气阻力，噪音被驯服了，从此不再成为毁坏顾客听力的罪魁，而成为了令人倍感新鲜的空中旅行的背景音。它终于抵抗住了盛行西风的阻扰，成全了人们从东海岸飞往西雅图的美梦，也终于将布里斯托大不列颠从它无法倾覆的王座上倾覆下去。而这是一个开头；不久，道格拉斯也更新换代，美国人终于不必用纱布做的方向舵操纵飞机了。与此同时，欧洲的产品却变得单调、呆板、无趣而过分实际；它们为增加载客量而设计的笨重机型像马戏团中的北极白鲸，令每个乘客看了都忍不住发笑，也令每个机组人员连连摇头。

这还仅仅是一个微弱的表征。美国人眼睁睁看着欧洲像它所制造的飞机那样日益萎靡下去，往日属于旧大陆的高贵、繁荣、优雅、文明和深刻在大西洋上空打了个转儿，开始在他的祖国生根发芽了。他的空港从蛮荒之地摇身一变而成了先进而华丽的旅行目的地，许多城里人宁肯在假日里驱车一整天，只为了到郊区去欣赏意气风发的飞行员、满身油污的地勤、富有傲慢的性感的空乘女士，还有最重要的——那些在湛蓝天空下列队等候的雪白庞然大物，仿佛某种暗喻似地，星条旗在它们头顶高高飘扬。

“我过去也在美国乘坐过飞机，”苏联人倚靠在副驾驶椅背上，一只手向下耷拉着，“可是它们每飞一会儿，就要找个机场降落。”

“那是双发延程规则的内容，”美国人闷闷不乐地回答，“它不允许民用客机连续航行六十分钟以上。”

“可我记得这趟飞机本应一直飞到哥伦比亚，然后再重新起飞转向美国。这一定超过六十分钟了。”

“对，”他一边答复，一边从左手腕上把手表取下来，“因为那套规则是为了四十年前不可靠的活塞发动机而设计的，那时候，只要远离大陆飞行就要冒巨大的风险。而你现在劫持的这架飞机——”

“我现在乘坐的。”

“好吧，抱歉，你现在乘坐的这架飞机是一架道格拉斯，它有两个动力强劲的喷气发动机，就像一个长着结实双腿的长跑运动员，能够胜任远超六十分钟的航程。”

“但是那个规则呢？”

美国人面无表情，“规则还是规则。”

“也就是说，你的公司的航行一直是违反规则的？”

“我说了，喷气式飞机不适合那些规则。”

俄国人看着美国人的侧脸，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不是你选择在南美洲工作的原因？”俄国人问。

美国人微微合上眼睛，“因为那些官僚——”

“那些政客。”

“好吧，抱歉，那些政客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猪猡。”

机舱中安静得像坟场；只有被打晕的加拿大副机长在头排座位上发出均匀、巨大的呼吸声。乘客们的眼神从不同角度聚焦在他们俩身上，有些愤恨，有些恐惧，有些麻木，可是谁也没有发出额外的声音。美国人在一台红色的掌中计算器上按动着数字，把方向舵向右拧去，它的表皮是布制的，转动时不详的吱呀声又细又高，令人直起鸡皮疙瘩。

“不遵守双发延程规则有没有让你害死过人？”苏联人又问道。

“这就是乘坐飞机的幸运；假如飞行员想要害死人，第一个死的必定是他自己。”

古巴女人在机舱后侧反复巡视；她走来又走去，不时低头看看是否有人的绳子没有被系牢，是否有人有反抗的哪怕一点儿动向。她检查换气扇，检查登机门周围的安全气垫，然后蹲下去，从机舱边缘把深红色地毯掀起一角，在那里捡起了什么东西。她面色不安地握着那东西走向前头。

“你找到什么了？”俄国人警惕地走过去。

“同志，您瞧，”古巴女人怯生生地伸开左手，“这是我刚捡到的东西。”

俄国人弯下腰去查看她的手心。就在这一刻，她把手掌握成拳头，大拇指朝上，毫不留情地锤进了他的眼睛里；在俄国人痛呼后退时，她用小臂撑着两边的座椅靠背挥起右腿，用膝盖结结实实地砸上他的太阳穴，所有人都听见了那一声骨折似的脆响从那里传来，古巴女人的高跟鞋脱离她的右脚，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黑色圆弧，正巧甩在多米尼加人的脸上。俄国人像一座坍塌的高楼般摔坐在一旁的空座椅上，正要举起枪，但没等到他的手臂伸直，她就捏着枪口夺过了那支手枪，头也不回地往身后抛去；一秒钟后，它撞上机舱末的硬塑料门，又坠落在地，发出一系列虚弱的回响。俄国人想要扭头去看，而古巴女人的手掌侧面已经挨上了他的脖子。这毕竟是女人化的一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优胜，而是为了万无一失。

确认了他的昏迷后，她用两段麻绳把俄国人的手和脚绑起来，让他和加拿大人坐在一起；完成这一切后，她终于直起身子，从褐色的光滑额头上擦去了汗水。

“他不会再动了，”她最后冲着整个机舱宣布，“不会再动了。”

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在机舱里爆发出来。多米尼加人手中激动地拿着她的鞋子，叫道：“女士，您的鞋，您的鞋！”但是阿根廷人的声音压过了他的呼唤，这个人更有一种天真的疯癫，冲着他前座、后座、邻座的所有人高声祝贺。他唯一的停顿是把脖子转了一圈，疑惑地发现和自己同行的玻利维亚人消失了，但是他又看到古巴女人经过他的座位，于是立刻开心地转而请求亲吻她的手。

古巴女人走到紫色帘子旁，看着美国人狂喜地开始操作，把计算器按得咔咔作响。

“机长先生，这是我们的胜利，”她拢了拢头发，轻松地微笑道。

“是的，是的，我们的胜利。你所做的是一件英雄事迹！如果你愿意，下飞机后——不，现在，我就可以让总部把你写进飞行记录里去，供未来的所有机组人员传诵，”美国人兴奋地在便签本上写下数字，“我们往阿根廷飞。到了门多萨，就可以……”

“等等，”古巴女人打断他，“您说往哪儿飞？”

“往阿根廷。门多萨有离这儿最近的国际机场；我们只要向他们发出报告，就可以舒舒服服地降落过夜。你可能没见过那里休息室柔软的大床，还有美味的意大利式早餐，你可以花三个小时坐在玻璃窗前边喝热咖啡边欣赏连绵的雪山……”

“我们不去迈阿密吗？”

“我们的飞机上有两个昏迷的人，其中一个是国际通缉犯，还有一帮吓得没了主的乘客，一把能打穿机壁的他妈的枪。作为乘务员，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美国人有点儿不耐烦地回复。

“可是，”古巴女人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马上到迈阿密去。”

美国人的动作僵住了；如同慢镜头回放，他往右边转过头去，而古巴女人的手枪正指在他右耳朵旁边。

乘客们忽然安静下来，只有阿根廷人还在欢乐地叫喊，可当他心生奇怪地转头看向机头，也露出一脸猪肝色的惊惧来。古巴女人环视四周，仿佛她并非这一切的缔造者似的。接着，最前头的委内瑞拉人缓缓地、坚定地重新举起了双手。从前向后，一双双手好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座位。

古巴女人握紧了手枪。

“不要动，各位，”她无奈地宣布，“这仍旧是一场劫机！”

上午10时58分 飞机在菲拉德尔菲亚附近盘旋

古巴女人在加勒比海出生。这是说她确确实实出生在加勒比的海洋里。当时她的母亲在一条从多米尼加逃往古巴岛的小船上，父亲正在使出吃奶的力气划桨。她母亲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可是没想到那竟然是临盆的症状，她只是拍打着丈夫的后背，叫道：“我就说要趁早离开多米尼加！”

她的生命从降生起便充满了颠沛流离。五一年的时候她在巴亚莫，五四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哈瓦那的公共海岸边晒日光浴和玩水，五八年的时候已经沿着公路走过了古巴的几乎所有城市。行李从来没有从她的父亲驾驶的卡车上完全卸下去过；每到一个新的住处，他们就合力把其中最大的一张橡木餐桌从车上搬下来，第二天再把它照原样搬回车子上。偶尔他们定居的时间足够久，居然来得及从车上搬下整整两张单人床和一把摇椅。古巴女人有自己的衣橱、专给儿童设计的银质餐具、小小的矮脚凳、小小的珠宝盒、精致的木质面具和套娃纪念品，可是它们都被绑在卡车车厢里不见天日，从来没有被她好好使用过。而等她意识到这一点时，那些矮脚凳早已无法承载她的体重了。

在她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口中含着一只细柄小烟斗，双眸平静得像两面黑镜子，从副驾驶车窗呆呆而疲惫地眺望远方。夕阳西下，大风胡乱吹拂着她从不结发辫的黑色直发，如同一团浪潮中的水草，不时刺入古巴女人的眼睛里。母亲抽完一整管烟丝，开始换上另一管，在这时，她总是轻声对怀中的女儿嘟囔：“我们迟早搬到美国。”

她的话只实现了三分之一，因为次年一月曾同她私奔的丈夫就以同样的方式奔赴了美国的南部海岸，留下她与女儿受着革命的煎熬。古巴女人的母亲以仇恨祖国的方式仇恨着这个新世界；它摧毁教堂，威胁自由主义，不接受美金，还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和医疗。每天夜里入睡前，她都跪在窗前对着海港的方向祈祷，期许那加勒比的怒涛能够翻卷而起，漫过一切罪恶与不洁；最后加勒比的渔夫们打捞上了几十具尸体，确认了其中有她的丈夫后，她不得不承认祈祷没有丝毫用处，便下定决心领着女儿离开了国界。

“我们去美国吗？”在那个打点行装的早晨，古巴女人看着她为自己系好大衣扣子，好奇地询问。

她们无法到那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土地上去，因为她母亲在对待女儿的性命问题上懦弱得像一只老鼠。唯一的出路成了南美洲那充满了生机和危险的温暖大陆。她们在一个夜晚乘船在委内瑞拉靠岸，又沿着不完整的铁路网四处漂泊；她见识了秘鲁农民赶的羊驼群，巴西与玻利维亚边境那些面容俊美的青年军人，在城市下游，她见过一连串发霉的尸体沿着紫色的拉普拉塔河打着转儿飘过去，一些秃鹰聚集在光秃秃的河畔等候。也是在这条路上，她母亲失踪了；这个夜晚她们俩一起在中餐厅做侍者，直干到夜里两点钟，厅堂只有四分之一被照亮，最后的一桌客人在角落中偷偷赌博。她母亲点起烟斗，解开围裙，散开发辫，说：“你走吧。”她走了，回到她们的出租阁楼里，第二天便得知母亲不再出现。后来，市民在一处幽暗偏僻、无人居住的郊区棚屋里发现了她的细柄小烟斗。

古巴女人正式成为了女人，而这一过程缺乏了母亲的指导。她长出了一头不必精心修剪的卷发，戴上了珍珠耳环，但仍旧没有学会在公共场合恰如其分地将丝袜带掩藏在裙摆下。她天真地奉献着自己的劳动和爱情，却丝毫不在乎是否得到合理的报酬；食物和情爱都令她感到过分的餍足。在湿热的七月清晨里，她被早早醒来读报的男朋友惊醒了。他激动不已，把咖啡打翻在桌上，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踢来踢去，把挂满衣服的树枝形衣架一拳打翻。他向她展示手中的报纸，上面画着糖业工人和学生的黑白肖像，她只来得及读到前三个音节：图，帕，马。

“你怎么了？”她睡眼惺忪地说。

“我们国家要变天了！”他怒气冲冲，又难掩轻蔑。

“下雨了，还是打雷了？”

他摇晃着她的肩膀，对她政治上的愚钝感到难以置信，“我说，我们国家即将变得和古巴一样了！”

古巴女人不知道古巴究竟为何糟糕，她只知道古巴不证自明地糟糕，变得和它一样想必更为糟糕。她想起母亲在窗前日复一日的祈祷，她那水草般漆黑的乱发，父亲肿胀得如同肉猪的死尸，如果不是火葬场中一位女护士死死把她拉住，她会上前去摸一摸他泛白发皱的肚子，看看是否和猪皮触感相同。她决定逃跑。蒙得维的亚多得是逃跑的机会；可是海关却要检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严厉地比对出境者与他们提供的材料上哪怕一丝一毫的差池，这便是学生们活动为社会留下的唯一遗产。

她开始在首都机场附近游荡，直到看到一个女人穿着藏青色空乘制服，独自一人走出机场大门，看起来刚刚从一次劳苦的飞行中回到家中。她有着褐色的肌肤和整齐的黑发，身高和体型都和古巴女人近似，除了左右摇晃的不雅步态，让她好像一个醉汉。空乘员登上汽车，不是副驾驶侧而是驾驶侧，她钻进座位，细长的裹着丝袜的小腿轻轻一勾，消失在车门的缝隙里。

空乘员去的是离机场最近的酒吧，每个周三和周六完成飞行任务后，她会在那里度过一整夜。古巴女人扮演着一个嗜酒如命的顾客，跟踪并观察了她许多天，直到在某个夜晚，在她敢于同空乘员搭讪之前，空乘员先向她搭讪了。

“你看到外头那些汽车了吗？”空乘员说，脸上满是酒精带来的红晕。

“哪一辆是你的？”

“不，哪一辆都不是。我不想拥有那么多财产，因此只租车。我的弟弟是个司机，驾驶过这其中的许多辆。他死了，它们都还活着。”

“你一定很不好受。”

“不，没什么不好受。他是吸了三人份的小苏打混古柯膏，自己从麦德林的大桥上跳下去的。”

“那么你是讨厌他吗？”

“不，我喜欢他，喜欢得几乎想替他死。”

她们之间产生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古巴女人默默地倾听着酒吧中演奏的粗俗舞曲，空乘员叫来服务生，指明要请古巴女人喝一杯新的啤酒。啤酒被端上来的时候，空乘员端起来喝掉了半杯。她问：

“你是古巴人吗？”

古巴女人吃了一惊，“我不是。”

“你肯定是从古巴来的。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乌拉圭人在啤酒里加糖。”

古巴女人怀揣希望地问道，“那么你喜欢古巴人？”

“不，我讨厌古巴人，”空乘员端起杯子把剩下的半杯也一饮而尽，“可是却常常希望自己是古巴人。”

玻璃窗中逐渐显现出一平方米的蒙得维的亚半透明的星空。

“你想到我家里去吗？”空乘员邀请道。

她们去了她在贫民区租的旅馆房间，在空乘员解开胸罩时，古巴女人用一根粉红色晾衣绳从背后勒死了她。她取走了她的驾驶证、制服、记事本、无线电、化妆品和内衣。古巴女人古怪地发现，从她开始勒她起，房间里就再也没有过声音。空乘员挣扎时连一声喉咙里的呜咽都没有发出；她的尸体软软地坍塌在床上，就像一根羽毛接触了湖面般悄然无声；她的茉莉花香水瓶子彼此相撞时没有玻璃脆响，她床头的有收音功能的电话机成了可怜的哑巴，她的原本咯吱咯吱乱颤的木头地板安静得像坟场。一墙之隔，几伙喝酒打牌的男女正在高声嬉闹，使夜空灿烂如狂欢节。

古巴女人知道到尸体被人发现为止，她还有三天时间。到了那时候，愤怒的怀了孕的房东就会来敲打她的房门，非但她承认臭气的来源、并接受房租提高的惩罚不可。她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离开公寓，从楼下某一位宿醉的客人口袋里摸走了车钥匙，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首都机场。古巴女人已经不是古巴女人了。她模仿着醉汉的步伐踏进机场大门，去为前往迈阿密的航班做飞前准备，这些知识是她在那些酒吧逗留的夜晚里细心听来的。

简报室里的一位陌生乘务员接过她的证件，确认后神情严肃地将她带到停机坪。在停机坪，她被交给一个戴着白色大檐帽的地勤人员，他轻声嘱咐她跟着他的三轮摩托走，不要被人发现。摩托绕着机场边缘走了半圈，径直穿过两条跑道，中途迷惑性地在一架正在飞前检查的空客下面停了几分钟，再转了三个半径八十米的小圈，最后把她引向一个打扫金属围栏的青年女清洁工。清洁工立刻抛下除锈剂，牵着古巴女人的手又将她带回了候机大厅。在它混乱拥挤的人流中，一个大块头欧洲男子站在一只同样硕大的深红色行李箱旁，他的金发淡得几乎没有颜色，被太阳镜和一顶显然尺寸太小的游客草帽怪异地掩盖着。清洁工迅速消失在人群中。男人看似不经意地向古巴女人靠近，直到连悄悄话也能够穿透杂音被她听见。

“是您一直通过有线电话同我们取得联系吗？”他操着鼻音极重的西班牙语，没有看向她，声音中充满了异邦人的烦躁。

古巴女人艰难地点点头。

“我昨天通过车灯给了您信号，而您没有作出回应。行动几乎取消了。”

古巴女人缓慢地摇摇头。她感到有点想吐了。

机场里的巨大挂钟被敲响了，钟声随即消失在喧嚷的人群与高耸的屋顶中间。

“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了。同志，快走吧。“他牵住她左手的手指，像一阵能使人窒息的加勒比海浪似地，不容置疑地把她领去了。

上午11时2分 飞机即将飞越贝尔梅霍河

“我不是劫机犯，”古巴女人强调道。

“可是你在劫机。劫机的人就是劫机犯。”委内瑞拉人虚弱地回答。

“我也没有在劫机，”古巴女人急着为自己辩护，“刚才那个劫机犯想要把你们全都像骡子似地拴起来。我拴了，但只是让你们不要离开座位。那个劫机犯想让飞机飞到不该去的地方。我只是想让飞机飞到目的地。他不让你们讲话，可是我让。”

“我能去洗手间吗？”哥伦比亚人举起左手小臂询问她。

“去吧，当然可以！”古巴女人解开了他的绳子。哥伦比亚人迅速离开了。

“那如果我们要它降落，你不是会朝我们开枪吗？”委内瑞拉人质问道。

“是的，”她无辜地说，“我当然要开枪。”

委内瑞拉人忽然感到一阵疲惫。这种令人欣快的疲惫从他的胸腔开始，一直蔓延到小胡子的尖头，令他联想起那些将犯人捉拿归案后在警察局办公室的灯光下，把两脚舒舒服服地从靴子里抽出来喝茶的安静夜晚。

他如今已经不做警察了，也不再有私人办公室、羊皮靴子和热茶，尽管那些与犯人较量的记忆还是时不时冲破黑夜，使他心神荡漾。委内瑞拉人是从最低等级的乡镇辅警一路提拔上来的。在学聪明之前，他工作在蚊蝇嗡嗡、暑气逼人、道路泥泞、从来没有津贴可拿的渔村里，精力主要被耗费在调查偷鸡贼、惩罚在水井里撒尿的人、为农妇找回不翼而飞的吊袜带上。这已经够令人费解了，而更令人费解的是他最终发现犯这些事儿的是同一个患了癫痫病的家伙。每过三个月光景，这个癫痫病人就被按时抓回警局，审讯一番后再放走，因为癫痫病人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而非监狱。接下来他又被精神病院赶回乡下继续违法乱纪，因为罪犯应该被送往监狱而非精神病院。委内瑞拉人的辅警生活具备这种富有节奏的稳定性，犹如一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三角形。

改变发生在一个星期一，他正在准备又一次审讯癫痫病人，而他的队长贴出一张海报，把他的行程硬生生搅乱了。海报画的是新总统的波普造型，他在铜版纸上显露出故作轻松的笑容。队长把他们召集起来，宣布了大变革、大换样、大改造：应中央政府的要求，他们要开始抓捕政治犯了。

“你们谁有问题吗？”队长是一个结实壮硕的矮子，喜欢抓人远胜过喜欢推断。

“我有问题，”委内瑞拉人举起了手。

“说吧，”队长应允道。

“什么叫政治犯？”他真诚而困惑地发问。

“假如一个人知道古巴，那这个人就是政治犯，”队长抛出了这个真理，“因为合法公民不必知道古巴的存在。”

委内瑞拉人赞叹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他又问：“那要是一个人不知道古巴的存在呢？”

“那他就是潜在的政治犯，”队长仰着头，对自己的理论显示出强烈的信心。

通过这一原则，委内瑞拉人惊觉自己编竹筐谋生的好友、东边两个从早到晚吵架的邻居夫妇、从师资院校毕业并教过他西班牙文的中学教师、老箍桶匠、借住在海边教堂里的圭亚那籍修女、她养的两只斑点猫和一条杂种狗、还有那个总喜欢嘲笑他的年轻女护工，要么是政治犯，要么是潜在的政治犯。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使委内瑞拉人感到安定，因为他总算对自己周遭的危险处境有了清醒的了解，尤其是那个面色红润的女护工，他早该知道她心术不正，因为她每天都要准时到他窗户前咯咯笑着找他的麻烦，对他撒娇、扯他的制服、干扰他的工作，为此不惜绕上远路并贿赂警察队长。

委内瑞拉人开始了追捕，从好友到女护工，凭着强烈的责任心，他一个也不肯放过。一开始他只是直接根据他们的言论给他们戴上手铐，不久这就不再起作用了，因为政治犯们开始伪装自己。于是委内瑞拉人学会了伪造电报、安装窃听器、模仿笔迹和信件复制、卧底、建立情报网等一系列活动，只为了让所有犯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随着他的业绩数字不断增长，他以空前的速度一路升迁，并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加深了对政局的深刻理解；他那因兴奋而颤抖的小胡子，那有着明晰线条的刚硬面部，以及浅色的眉毛，都成了令全国政治犯们闻风丧胆的标志。市长开始接见他，随后是省长，这个胖男人不断称呼他为兄弟和亲人，感谢他对国家无限的忠诚，并请他将来见到总统时务必为他美言几句，例如“公平”“有能力”“大义灭亲”等。

委内瑞拉人发现，国家时局越混乱，他的生活就越有奔头。他的坦荡仕途，完全是由那些唯古巴人是从的游击者、那些冥顽不灵的大学生和那些不信上帝的农村文盲铺就的。委内瑞拉人用忠诚的心灵深爱着他们每一个。有一天，委内瑞拉人走进省监狱，忽然发现所有的囚犯都被放了出来。他们一个叠着一个，脑袋碰着脑袋，把办公室、休息室、长长的挂着玻利瓦尔肖像的走廊塞得满满当当的。在巨大的噪音和强有力的推搡中，委内瑞拉人喊道：“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站在桌子上的一个男人同样喊着回答：“我们出来了，因为监狱住不下了！”

委内瑞拉人气急败坏了，他用了那么多充满智慧计谋的方式将他们抓进牢里，却因为监狱设计者的小小过错而失去了控制。谁也不听他的话。一会儿，一些大学生开始唱歌，他们唱得又土气又难听，每一个的调都不同。世上只有土气、难听又走调的歌才能叫所有听众都跟着唱。很快，监狱成了一片浑浊而风起云涌的歌唱之海，就连站在桌子上的那个男人都哼哼唧唧地用方言念叨了几句歌词。最后委内瑞拉人难以忍耐，也混在囚犯之中唱了起来。他刚唱出第一个不准确的音符，便感到一阵温暖的愉悦感包围了他的心灵，令他平静、满足而困倦。他沉浸在这种自然形成的斯多葛派的美学秩序中，直到监狱的长官雄赳赳地出现在大门口，清清喉咙，用他官僚特有的浑厚声音宣布：“你们全被释放啦！”

委内瑞拉正在迎来一位新的总统，一个新的时代，以及一种新的妥协与和平的政治尝试。新的东西太多，以至于老的那些只能被飞快地丢进焚烧场里。委内瑞拉人成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文员，被禁锢在撰写报告、回复信件、使用油印机的日常事务中。只有一件事能够安慰着他：国家的确是正在走向平稳了。

偶尔，他仍会怀念起那些流金岁月：他与敌对者水火不容、斗智斗勇、势不两立，那是如同古罗马人充满男子气概的角斗，为此他们流血流汗而不足惜。可是今非昔比，政治斗争变成了议事厅中娘娘腔的尖叫、苍白的纸张与陈词、温柔的死刑、政客虚伪的宽容、无数崭新概念提出又被推翻的儿戏。谁会再抄起武器来呼吁变革呢？谁会再用尊严和光荣、而非情爱和昏暗的幸福来讲述历史呢？谁会再去揪住那些势利眼的夫人和傲慢的欧洲人的衣领，让他们知道他们配不上自己拥有的一切？委内瑞拉人对世界失望透顶了。一个晚上，在为新知识分子举办的无趣聚会上，他就着一张铺白色雕花桌布的小桌子喝闷酒。有位年轻宾客看起来意气风发，整夜在大厅中央高声谈笑，卖弄着他那些机智的典故与双关语，把委内瑞拉人搞得心烦意乱。这位新秀被两个肥胖的局长夹在中间离开，他忽然发觉此人并非陌生——他被吓了一跳——那个站在桌子上的政治犯！犯人脱掉了囚服，而换上一身干净西装，从此成为他所反对的事物的一份子了。

“可是你能到哪儿去？”他问自己，“你能到法国人的领地去做他们的领座员和服务生吗？你能到巴西高原上去过日日提防抢劫的日子吗？如果到美国去，倒或许会被当作英雄。不过最近英雄太多了，导致他们认定英雄都有了一套等级制度，古巴难民是最好的英雄，巴拿马人和危地马拉人是次一等的英雄，至于委内瑞拉人只能算是普普通通的英雄。你还能到哪儿去呢？”

委内瑞拉人解开自己的绳子，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古巴女人在不远处瞪着他，手中上好膛的枪支被一寸一寸地提起来。委内瑞拉人知道她随时也不恐惧开枪，把薄如蝉翼的机壁打成筛子，只要她有足够多的子弹和目标；假如飞机就此变成一团火球沉入海中，即使所有的乘客都在水里挣扎得没了力气、最后咕咚咕咚地怀着遗憾被鱼吃进肚子，她也要同那些鱼搏斗，把它们杀死，凭着那颗活生生的心爬上岸，去过上帝欠她的美好生命。

“来吧，”他走向古巴女人，“我来做你的助手。我们一起到迈阿密去。”

智利人被解开了束缚手臂的麻绳，他不知所措地端坐着，无数情感和思想不断冒出来，把他那聪敏过人的脑袋填得满满的。他一会儿恐惧，一会儿感到安慰，一会儿悲伤难耐，一会儿涌起混杂着不解的恼怒。他想起故乡的海港，想起诊所，想起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们直到年纪足以上学之前都会整天在美丽的临海街区里自由自在地消耗体力，然后带着一身可爱的泥污回家同妈妈享用烧田螺和炖南瓜。他从未感到自己和她们如此遥远、如此无法亲近——仅仅出国进行一台手术的功夫！他不禁懊悔自己竟会为了那一两项平淡无奇的医学奖项而白白浪费了陪伴女儿们玩耍的时光。诊断、缝线、配药、术后康复，还有得了胃病的老鼠。在这复杂的感情的风暴中，智利人听到自己的邻座在哼歌。墨西哥人半斜着身子，把他的大檐帽搁在膝盖上，随着音乐的节奏陶醉地用中指关节敲打着它，好像他不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而是正在参加一场提供免费酒水的爵士音乐会。智利人不可思议地轻声问他：“您怎么不害怕？”

“哎呀，担心什么！”墨西哥人乐呵呵地翘起了二郎腿，“机长显然还在往安第斯雪山飞呢。”

上午11时36分 飞机通过贝尔梅霍支流，向萨拉多支流飞行

这一惊人消息通过智利人、乌拉圭人、危地马拉人、巴拿马人、阿根廷人、多米尼加人、委内瑞拉人、多米尼加人、阿根廷人、巴拿马人、危地马拉人、乌拉圭人，智利人，又传回到墨西哥人耳朵里了。智利人悄悄询问他：“您怎么知道飞机在往哪儿飞？”

“通过河流，”墨西哥人把脑袋靠在舷窗玻璃上，“你看，如果飞机朝北飞，拉普拉塔河就得从前往后流。可是拉普拉塔河从后往前流，那飞机就只能是朝南飞了。”

智利人看向飞机之下。在云层之下， 蓝绿色的毛茸茸的平原上，裂开一条蜿蜒的乳白色缝隙。他仔细观察着赤道阳光下河流的反光，它因地球自转而创造出的一个个拐角，想要调动自己的地理智慧看出它的流向，直到墨西哥人把飞机上赠送的地图小册子塞到他眼前。拉普拉塔河当然只能从后往前流。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点也没感觉到飞机掉头？”他疑惑不已。

“因为我们正处在一架观念的飞机上，”墨西哥人回答。

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他们幸运地遇上一位极负责，极勇敢且极有能力的驾驶者，甘愿用自己作赌注，从劫机犯无边的疯狂中拯救乘客的生命；想到这一点，巴拿马人发出一声响亮的表达不满的“啧”声。

皮肤黑黝黝的巴拿马人留着几乎看得见头皮的短发，下巴又短又硬，眼神中仿佛总带着吓人的敌意，可他自己倒没有那样的想法。他是个船长。这个名头有着巧妙而不易察觉的可延展性；拥有二十五艘三百万吨排水量的国际货船可以被称为船长，拥有一艘没有登记过的捕鱼小木筏也可以被称为船长。巴拿马人介于这二者之间：他的小船从来没有登记过，顾客倒确实是来自天南海北。

这艘被他亲切地称为“骡子”的可载六人的客船在运河上航行，它的好处在于年代久远、代代相传，不必事先提交关于偷渡者的文件。任何一种不合法的生意只要运营得足够久，就会成为法律本身。从十九世纪起的每一个月，船只都从利蒙到巴拿马城走上一个来回，当巴拿马人的曾祖父运营时，它的沿岸是绵延不绝的原始树林，后来黑人的木屋城镇一座座建起，白人的铁皮房屋逐渐取而代之，巴拿马人成年而接手时，大片的原始树林又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景观。而等到他成了一个合格的偷渡船夫，在运河开凿时代留下的金属架房屋很快又重新被占满了。

客船没有一次航行不经过恩派尔；在岸边，美国军人赤裸着上身，有些还赤裸着下身，两脚插在运河里大呼小叫、互相泼水。他们的军装在几条绳子上挂着晾晒，和红蓝相间的国旗一同被风吹着，一会儿倒向东，一会儿倒向西。几个胡子花白的上校穿着黄褐色的连体飞行服，坐在一起闲聊着钓鱼，从清晨直钓到天黑，时不时向年轻人投去混杂着嘲笑和慈爱的眼神。金属架房屋在他们背后的山坡上闪烁着银光，烧水炉的白雾像几条棉线似地从中升起来。每当有客船经过，军人们就对着甲板上的女客吹起短促的口哨：“咕，咕，咕”。

“咕，咕，咕，”巴拿马人对着他们吹起口哨。

“恶心！”军人们厌恶地喊回去。

巴拿马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并不知晓这一点。他对任何形而上的、文绉绉的、浸润着说话者渊博智识的词汇一概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天天奢侈地吃上新鲜鸡蛋和煎鸡肉。巴拿马人会在城中义务救火，因为救下一栋房子，就多了一户潜在的船客来为他递上票钱。他每周末在水上巡视溺水者，因为避免一桩惨剧，就鼓动着人们对商业航行多出一分无价的信任。他对这样朴素的哲学理念知之甚深：利他就是利己，利己就是利他。但他不为这些河岸上的美国大兵出力，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船，而且他看不惯他们裸露的体毛。

一个少了一根手指头的美国人在凌晨时分爬上了他的船，要求火速前往加通。小船飞行般经过恩派尔。在运河尽头的巨大太阳下，巴拿马人走上甲板，看到了一幅他所未曾料想的画面；军事基地找不到一个人影，装了金属防蚊网的铝门大敞着，在晨风中单薄地晃荡，只剩下房屋外空荡荡的晾衣架、堆成一堆的夜壶，一根蓝色的鱼竿还架在河边，仿佛主人抽根烟就会回来继续垂钓。在最高处，一面巴拿马国旗被插进烟囱，萎靡不振地竖起。

“这是怎么回事？”巴拿马人疑惑不已。

颇有见识的断指船客得意洋洋地踱步到他身边，”您不晓得？巴拿马人正在闹事要往运河上插旗呢。他们没有搞清楚，是拥有了运河才能插上旗帜，而不是插上旗帜才能把运河变成自己的。”

“这是不是有利于巴拿马？”巴拿马人问。

“显然利于，”船客说。

巴拿马人立刻挥起红色旗子，要求船只掉头靠岸。船客大惊失色，慌忙地抓住他的小手臂，哀求他不要打断行程，因为他还有九个孩子、两个妻子、三个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他回家，她们每一个都患了最悲惨的不治之症，并且除他以外无人能够照顾。

“因为有利于国家就是有利于我，有利于我就是有利于国家。”巴拿马人回答。

“那难道你也会反对美国吗？”乘客质问道。

“这是不是有利于巴拿马？”

“我不清楚！”

“反对美国是不是叫他们归还运河？”

“那是一定的。”

“那我就反对美国，”巴拿马人说，“因为有利于运河就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国家就是有利于我。”

他这声浸润着种族性仇恨的”啧“犹如一颗鹅卵石，立刻在机舱中激起了看不见的层层涟漪。智利人双手交叉，两只大拇指不安地磨蹭来、磨蹭去；他右边的乌拉圭人把大腿敲得咚咚响；一声骨头的闷响从旁边传来，原来是危地马拉人的脑袋撞上了舷窗。智利人敏锐地感知到，随着好消息传开，令人不满意的躁动反而在乘客之间蒸腾起来；而他自己也是这种躁动的一部分。

“如果能在阿根廷降落，那真是一件好事，”他试探着身边的乌拉圭人。

“或许很好，”乌拉圭人回答。

“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尽管我急着到美国去，我的病人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但什么也比不上生命安全……”

乌拉圭人点点头。他年轻的脸上连最细微的表情都没有出现。

“假如我们坚持一会儿，到迈阿密再降落呢？”

“那可真是好一会儿。”

“因为她看起来本性不坏……想要去美国想疯了的人，我见的多了……可是像她这样被逼到绝路的还是头一个。“智利人低声、谨慎地斟酌用词，“被看管一阵子，于我而言损失不大……然而，要是驾驶员真为了他的一己私利往南飞，我的那一台手术恐怕就无法赶上……”

智利人紧张地看着乌拉圭人的侧脸。乌拉圭人一点也没有朝他看。

“是，”乌拉圭人干脆地低声回答，“飞机必须飞到迈阿密。”

上午11时43分 飞机以九十四节速度巡航

洗手间的门被打开，墨西哥人进来了。

”这里有人，“哥伦比亚人看着他说。

墨西哥人看向坐在地上、近乎半死的玻利维亚人。此人涕泗横流，嘴唇发抖，圆框眼镜掉到地上，成了他尊严扫地的具象化体现。墨西哥人说：“不仅有人，而且有两个。”

哥伦比亚人叹了口气，不再为难墨西哥人了。他挪了挪腿，为后来者让出位置。他问：“外面情况怎么样？”

“天气很好，适合飞行，一看就会发生劫机。”

“我是问那个劫机犯怎么着了，”哥伦比亚人耐着性子解释，“她看着精神不大正常，当然啦，所有左翼人士精神都不大正常。要是我们把一个犯毒瘾的人拉出去，会不会把她弄得崩溃，胡乱开枪？”

墨西哥人咧开嘴，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会的，老兄，否则我就不来帮助你们了。可是，她精神正常得很，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可怜的瘾君子，”哥伦比亚人看着玻利维亚人的凄惨相，透露出善意的同情心。

哥伦比亚人从十几岁起就在故乡跟着家乡的镇长从事政治工作。他们保留着来自欧洲的古老系统，以教堂为核心管辖着附近的零散村落，显示出守护传统的伟大决心。彼时哥伦比亚人是个小个子白皮肤青年，长着凸起的犬齿和密密麻麻的痤疮，以及一对善于游说的厚嘴唇。他熟读经文，恪守美德。村镇里吸古柯烟的风气令他大为忧虑；那种罪恶的幻觉草药在哥伦比亚的山谷里肆意生长，比豚草和防风更加顽强，老人和孩子们谈笑着将它们采下、点燃、吸进肺里，从不感到这已经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甚至以种植古柯谋生。自打从天主教学校里毕业，哥伦比亚人就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状况了。他决意要让这种植物消失。

“你们不能再抽古柯了，”他前往老农夫们休息的田头警告道。

老人们热情地拉来一把凳子请他坐下，另一个戴着头巾、乳房干瘪的中年女子把剥好的番石榴推到他面前，并飞快地帮他点了一支古柯烟。

“我说，请你们不要再抽古柯了，”哥伦比亚人坐着，手里捧着艳红的番石榴和纸烟，手足无措地警告道。

“他是不是在讲英语？”胖老头儿扭头问他的同伴。

“听着像葡萄牙语，我孙女就会讲，”他身后患白内障的老人点点头。

有人看到了他无谓的努力，并急于挽回。有一天午饭后，镇长把他拉进办公室，带着慈眉善目的微笑，把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格纹纸摆在桌上。

“孩子，你告诉我，我们镇和周边所有附属的村庄有多少人口？”

“一千六百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镇长在纸上写下一个硕大的“1600”。“这些人口中，几乎所有人都嚼古柯叶，三分之二的人靠古柯叶种植为生，三分之一的人吸加工过的可卡因。”

“是的，镇长。”

“假如我们全面禁止古柯叶，把所有种古柯的人赶去种香蕉或者给人理发，把所有吃古柯叶或可卡因的人送进监狱，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抛荒。”

“是的，镇长。”

三个少年和两个少女正在窗外的古柯田里愉快地嬉闹，除了比试从火车轨道里捡来的削尖瓶盖，就是大跳特跳昆比亚舞。

“每株古柯树每年能够收获四次，每次十六盎司，烘干后将剩下一半重量，每盎司干古柯叶到了首都或智利能够卖出十五比索净利润，其中农户可分到六分之一。每个种植户照管四分之一公顷土地，可种下九百株古柯树。你告诉我，等到古柯叶被禁止，我们的镇子一年会损失多少比索？”

“一千二百万比索！”哥伦比亚人被这个数字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镇长潇洒地在纸上写下一个象征光辉胜利的“1，200，000”。他站起来，正对着哥伦比亚人：“是的，一千二百万比索——这就是道德的标价！”他转身拉上窗帘，把少男少女的玩闹声挡在外头。“说到底，这里是哥伦比亚，不是苏联、不是中国也不是古巴。”

哥伦比亚人谁也信不过，可是却信得过算术。经由镇长之口，另一件事实令他心潮澎湃：当他从农村将古柯叶运往加工厂、再从加工厂将古柯制品运往大都市的时候，既是在拯救生产者，也是在拯救消费者。凭着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他令一些人免于饥荒，又令另外一些摆脱戒断带来的非人的苦楚。致幻品将在加勒比海自由来去，庇佑着它从阿姆斯特丹到火地岛的无数子民。在麦德林为省长筹办竞选活动时，从欢呼的人群中，一个黑人青年钻到他脚底下；这年轻人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脸颊吓人地凹陷着，像一只饥饿的负鼠，这是那种古柯吸食者特有的面貌。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中，他无助地匍匐爬行，想要找到那种令人飘飘欲仙的、精神焕发的、性欲强旺的、该死的植物提炼物，来满足自己无可救药的瘾症。天儿开始变冷了。哥伦比亚人把他带到自己的车里，汽车的后视镜和方向盘里头都藏了小袋装的用小苏打和酒精加工过的古柯膏，外形像是小石子儿，他和受他庇佑的商人们用这种方式打消警察的疑虑。在麦德林的灯光之下，他的二手汽车提供了两平方米的剪影，他注视黑人孩子跪在地上，用发抖的手将小石子儿打碎吸进鼻孔里，眼泪可怜见儿地挂在鼻尖上，忽然感到一阵不可言说的神圣的情怀。他是母亲也是父亲，是公仆也是圣子；天下竟有如此之多的羔羊等着他前去解救，竟有如此之多的土地还没能生长出天赐印第安人的圣草。世上果真存在无解的毒药吗？如果人厌恶毒药，谁会苦心记录下那么多人造毒药的神秘配方？谁会允许夹竹桃和罂粟盛开在他们引以为傲的庭院中？

“这不走运的仔羊，”他低头垂目，饱含感情地摸着玻利维亚人的左耳廓，“来见见你的救星。”

“您真的是个变态，”墨西哥人评价道。

哥伦比亚人向一旁缩去，留给墨西哥人操作的空间。他先是半蹲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塑料纸，从衬衫内袋里掏出玻璃管，从腰带上取下一小瓶酒精，最后从衣袖里拉出一盏乙醚喷灯。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摆在地面上。

“您是怎么把这些玩意儿带上飞机的？”哥伦比亚人震动不已。

“在乌拉圭的机场，谁都能把它们带上飞机，只要通晓一点技巧，”墨西哥人回答。“有人已经把枪支带上飞机了。”

“诶哟，”玻利维亚人呻吟道，“谁是我的救星？”

墨西哥人凑过去，他的山羊胡的尖头几乎碰到了玻利维亚人的额头。“是我，先生，是我。”

“您是我的救星？”

“千真万确。”

“您头上还沾着……草叶子。”

“我知道。那东西从今天早上起床开始就长在我头发里。我用了许多办法想要除去它，比如……”

 “停，停，”哥伦比亚人严厉地插入，“我们得有点效率！”

“您要哪一个？”墨西哥人重新转向玻利维亚人。

“高纯度可卡因，”他说。

“没有高纯度可卡因。只有圣诞节包装的古柯膏、庆祝墨西哥城奥运会包装的古柯膏和支持阿根廷足球队包装的古柯膏。”墨西哥人变魔术似地又不知从哪儿取出几个小纸袋，上面全都画着彩色广告画。“这儿原本还有支持奥尔德斯总统包装的古柯膏，但南美客户显然不太感冒，销量一直不好。”

玻利维亚人选择了支持阿根廷足球队包装的古柯膏。

上午12时19分 飞机已抵达萨拉多支流上空

古巴女人找到了一盒茶包，开始为乘客们泡茶。委内瑞拉人帮她倒好热水，把褐色的茶分到小杯子里，让古巴女人推着小车分发。然后她又找到了装在防尘袋里的小号枕头和毛呢毯子，于是掏出来发给需要的乘客。她拎着手枪站在机舱前头，大声问：“有谁想要好好睡一觉吗？”

“这茶叶真是不错，”阿根廷人手中端着精致的白色瓷杯，小心地吹着上面浮起的泡沫，它们细密地聚在一起，如同透明的蚌珠，“谁能想到一个人竟能在离地面两万五千英尺的地方，喝上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好茶？要我说，那捏造出来的上帝也要为这光景着迷——这是人类的伟大智慧。”

坐在他旁边的巴哈马人也捧着一杯茶，大腿上搁着毛毯，这是古巴女人强硬地塞给他的。机舱里飘来柔和的爵士音乐，来自巴西的乘务长按照她的要求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机内广播。干这事儿时，他不情不愿，因为启用机内广播会带来种种麻烦的行政问题，他必须向航空公司证明自己播放的内容与共产主义宣传无关，据他的经验，这比任何航行都危险得多。但是古巴女人手里的枪无疑是最危险的。凭借着久经磨练的理性和判断力，巴西人决定顺从。

阿根廷人长着铜丝似的利索卷发，眼窝深邃，讲话时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会占据面部的二分之一。他无疑是一位格外优秀的报纸记者，因为报纸记者的职责是吸引读者，而他通过牺牲真实性、教育性和道德性艰难地达成了这一点。这让他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旁观者》《透镜》《布宜诺斯艾利斯晚报》都争着要请他来做自己的主编，尽管那些吸引读者的笔法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难移。他发表宣传无神论的文章，不是因为无神论正在阿根廷逐渐流行，而是因为他的确相信无神论。他发表描写一场发生在北部山区的神迹的通讯文学，不是因为天主教徒仍旧是阿根廷的主流和掌权者，而是因为他的确信奉宗教。无论相信什么，他都快活而骄傲自大地相信着，而像这样既不真实又不道德的好记者是难能可贵的。

“您愿不愿意跟着那个古巴劫机犯走呢？”巴哈马人轻声询问。

“我不愿意，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也愿意，因为我不信上帝，”阿根廷人回答。

“这里竟然还有朗姆酒和雪茄！”古巴女人在柜子边叫道。

巴西人束手无策地看着她把那些东西从橱柜深处掏出来，像一只挖洞冬眠的松鼠，“那些传统上是提供给头等舱乘客的。”

“我现在要把它们分给全机舱的人。反正这是巨大的浪费。”

“我还以为您信上帝，”巴哈马人疑虑不安地问，他的茶杯里又被强硬地斟满了朗姆酒。

阿根廷人展开手臂，昂首挺胸，活像一棵长势良好的仙人掌，精神十足地向他解释起为什么上帝不存在，以及这不存在的上帝究竟是怎么创造和维护世界的。他深谙此道，这是近来知识分子所必要的才能。

他成为一名记者是出于不得已，在此之前他曾经坐拥一位远房表亲在潘帕斯草原的广阔牧场和牛群，这位表亲年近四十而没有子嗣，常年住在一个过去的德国女官的公寓里，她有一双结实的长腿和日耳曼气质的白皙乳房，长得有点儿像希特勒的老婆。放牧曾经让阿根廷人陶醉不已；他可以懒洋洋地半躺在枣树下，看着牛群早上从东边走到西边，晚上再从西边走到东边，一整天只靠两片粗面包果腹。后来他的表亲一命呜呼，牧场被卖给了北方的企业家，他也不得不进城讨生活。那个德国女官试图勾引他，为此不惜以吞下氰化钾相胁迫，但他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他觉得德语作为情话太难听了。

阿根廷和其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一样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政治混乱，而阿根廷本身显然还要更加混乱些。他一开始为花边杂志撰写情色小说，后来因为收入不佳而投身时政评论，并就此开始了事业的飞跃。他没有想到，在这个国家居然无时无刻不发生着那么多喜剧和悲剧，又有那么多焦虑的人等着这些故事被搬到自己的桌子上。他所从事的服务几乎和挤奶工、小麦农民、养牛人、养鸡人、卖菜的、打渔的同等重要，尽管不间断的政变把社会搅得一团糟，却很难影响他们基础性的生意。

阿根廷人作为作者的优点在于对什么都不厌恶：文官上台了，他就发觉了文官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宪法意识。军人回来了，他就发觉了强势铁腕的好处和阅兵活动的审美价值。亲美派掌权，他就适时表达对先进文明和世界主义的向往。民族派掌权，他就转而歌颂印加帝国的昔日光辉。阿根廷所有的新教社团、天主教教堂、清真寺、中国庙宇和共产党集会地都活跃着他的身影，耶和华对他而言并非主人，而是在宾馆角落里举着扫把、随时听候差遣的犹太小用人。飞机可以飞到迈阿密，也可以飞到门多萨，无论到哪儿，它都会聆听上帝的旨意。——上帝是文明以自己为蓝本的幻想，它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民族特性——哦，您知道民族是虚构的，是仅存在于人脑海中、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然出现也必将消失的概念，是虚构的上帝创造出了虚构的民族，而虚构的上帝是完美的，他所创造出的东西必然完美，因此虚构的民族也是完美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引入笛卡尔的宗教理论，并在此之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五路论证有所了解，尽管这一论证并不排斥安拉的存在，也为世上的其他宗教留下了空间。我热烈地推崇宗教自由。我的朋友是那位玻利维亚人，您刚才或许有一面之缘，他老是找机会炫耀他那娇小贤惠的妻子，并且说我不能同时信仰庇隆主义、葛兰西主义、天主教、佛教、拜火教、外星人和那个戴眼镜的苏联男的，而我用全部身心向他证明，人可以同时信仰庇隆主义、葛兰西主义、天主教、佛教、拜火教、外星人和那个戴眼镜的苏联男的。您瞧，有了这么多信仰，还需要上帝干什么呢？

“天地良心，您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会儿？”危地马拉人从前排座位扭过头来，不耐烦的愠怒从上到下布满了他的马脸。

巴西人用食指和拇指按揉着自己两眼之间的鼻梁，“如果您想谈话，最好到机舱尾部去，这是为了减少对其他乘客的打扰……”

“哪有这样的道理！”阿根廷人生气而又傲慢地反驳，就好像对方的批评幼稚得不值一提似的，“我们是在被劫机，不是在哪家禁止赤脚者进入的高档餐厅里。如果您想要安静文雅的环境、想要和轻声细语的阔太太混在一块儿，那就到高档餐厅去，不要到被劫持的飞机上来。我们本来还应该尖叫和开枪呢。您怎么会以为自己有这样大的权力？”

“抱歉，请允许我失陪一下，”巴哈马人局促不已地站起来，像高档餐厅中轻声细语的阔太太那样寻借口离开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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