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德拉

上午12时27分 飞机正在跨越阿根廷与巴拉圭边境

在更年轻时，巴西人从来没有料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乘务长。他从小就听自己的乳母讲起他出生时的故事：当他小耗子般的脑袋从母亲的两腿间钻出来时，夜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骇人的鸣叫，把熟睡中的老少纷纷不安地惊醒，在包围着小镇的晦暗不明的山峦之间，钻出一只硕大无朋的黑鸟来。大鸟的翅展有整个小镇那么宽，从喙到尾巴尖有到里约热内卢的水路那么长。它优雅、庄严地掠过巴西的天空，仿佛黑夜中的黑夜，徒留人们为它所代表的神圣事物举行了三天的宴会。

在巴西人的十九岁之前，每次家人为他庆祝生日，都会带着不失艳羡的欢乐对他讲述黑鸟的故事。他们说那只黑鸟眼睛发红光，尾巴会喷水，每根羽毛都像黑铁，能经得住烈火焚烧。到了九点钟，疲劳的农业小镇陷入细微的灯火中。他同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中，小手里抓着一叠糖纸，裹挟着粗制咖啡粉的凉风扫过他的皮肤。而他的父亲——这位荣誉足以挂满全镇人大衣的退休的将士，明面上娶了两个妻子，暗地里又有三个——就会慈爱地拿烟斗指向大鸟曾来过的方向，用他那中气十足、富有威严的声音说：“儿子，你绝非等闲之辈。”

巴西人从小个头高大，黑发油亮；从他高耸的优雅额头下，像开了两眼矿泉似地长着一对厚眼皮的褐色眼睛。他从未有过视力方面的忧虑。在教会学校里，他以富裕的家境和聪明的谈吐出类拔萃。每个试图同他一决高下的同龄人，往往都因他高六尺二寸的眼睛中投下冷酷的不屑而讪讪离去；而每个试图用家庭将他绑住的不优雅的女人则往往被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气得昏了头。

“你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如此说他。

小镇气候炎热，土地贫瘠，恰好适合种植咖啡。这里出产的咖啡格外苦和难喝，成为了镇民们的骄傲和生计所在。巴西人父亲所拥有的广阔土地被咖啡树的绿色树冠所覆盖，并预计在第二年扩大一倍，在第三年扩大两倍；而就在这时候，战争爆发，咖啡的价格一落千丈，几乎变得和煤渣一样廉价了。

正当所有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之时，巴西人出现在晒场上，他用年轻、沉稳的声音，向所有镇民们宣布道：

“如果咖啡卖不出去，我们就吃咖啡！”

这果真是个英明的决策，因为人们很快发现，咖啡果可以用来填饱肚子，咖啡树枝可以取代木柴，就连咖啡叶经过裁剪，也能勉强当作衣物蔽体。巴西人身先士卒地戴上了用叶子折成的绿色宽檐帽，穿上了用树皮卷成的平底鞋。咖啡的服饰几乎成为了流行风尚，直到穿军装的人在某个清晨忽然驾驶着黑色的马进入镇门，向他们宣告了征兵事务。

欧洲人流的血填满了大西洋的条条海沟，终于向着他们的大陆蔓延而来。征兵者将十八岁以上的男青年们聚集到广场上，留着褐色大胡子的领头人情感充沛地为他们讲解战争的状况：青年们应当参军，因为盟军神勇无比，士兵从不伤亡。过了几天，他又回到原地继续报告战事：青年们应当参军，因为盟军出师不利，溃败近在眼前。说到这里，领头人掏出手帕开始伤心地啜泣。最后，他作出结论：青年们应当参军，这样才能及早知道盟军究竟是胜利还是落败。

“我要成为一名将军，”巴西人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队伍，他正在全镇人面前被拉过去用一根布尺检查身高，这根布尺每一寸有半寸那么长。和他一起的是他从小的好友，他们俩曾经一起在镇法院门口撒尿，也一起在河中险些被大潮卷走。

“我知道，”他的发小自信地笑着说，露出两颗宽大的门牙，他头上还戴着用晒干的咖啡树叶折叠成的帽子，“因为你不是等闲之辈。你要去做将军，做海军上将，做总统，谁也别想拦你的道。别忘了，你是被神鸟保护着的。”

他们在欧洲的第一夜是在营地中度过的；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兵凑在一起打牌娱乐。巴西人为他们表演魔术：把纸牌塞进袖口，再从裤脚抽出来，这魔术赢得了众人的喝彩。有人在自己的衣服上画抽烟的眼镜蛇，作为远征军的象征。随着太阳升起，年轻小伙子们纷纷提起枪支，带着高涨的士气离开一顶又一顶帐篷，走入雪山和天空所组成的浅色抽象画中。突然，肃穆的人群中传出一声欣喜的低呼，这低呼迅速扩大了，巴西人抬头看去，暖橙色的天空变得越发向他靠近，一场他从未见过的大雪已经无可挽回地下了起来。

对冰雪的好奇心很快再也不能支撑他了，低温下形成的冰冷晶体迅速冷却了巴西人必胜的野心。他发现了战场的残酷真相：作战比他在比萨狩猎场被匆匆培训过的还要艰难，这不是孩子的嬉闹，而是无法掌控的成人生活。他的行军步伐、持枪姿势、思考能力都不由自主地被寒冷气候所破坏，阿尔卑斯山的冷风如同子弹，持续不断往他热带居民的身体里扎。他总是掉队，拖同伴的后腿，因为无法适应在泥泞的土地中行走。另一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实是食物：他第一次吃到装在金色罐子的腌肉和鹰嘴豆时，几乎被它们难忍的酸涩和腐烂气息弄得反胃。他有一个以未雨绸缪著称的军需官，巴西人低声下气地向他索求熟米饭，于是这个金头发、不会说葡萄牙语的冷酷男人收走了他的晚饭罐头。

一场又一场缺乏准备的失败围攻在延续，而巴西人日益厌倦作战，厌倦了与寒冷和未知作无结果的抗争。他从没打中过敌人，也从没有幸被敌人瞄准过，那些在头一晚盛情赞美他的欧洲战友开始嘲笑他军事方面的笨拙。在一个遭遇轰炸后的午夜，战壕里弥漫着绝望、麻木和足病患者的臭气，巴西人默默摆弄着他从家乡带来的糖纸，把它们展开，叠上，展开，再叠上。忽然，他意识到自己的发小不在战壕里；这个龅牙青年或许是出去找德国人报仇了。巴西人扑向自己的军士长，后者正对着一张地图打瞌睡。

“那么你去找他吧，热带蠢货！”军士长被惊醒了，不耐烦地露出牙齿，眉毛吓人地皱成一团，“别想着我们去冒险营救。美国多的是同时掌握葡语、德语、日语和意大利语的人。这没什么了不起，就连我也会讲英语！”

巴西人在风雪中反向跋涉，好几次几乎被活埋了。他停了一会儿，咀嚼咖啡豆并卸下滑雪板，把它们藏在雪里，做了标记。然后他接着走，边走边感到冻疮正在小腿和脚踝生长。在眼睛即将结冰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发小；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白雪，被堆成了一人高的山丘。

“回答我，回答我呀！”他反应过来，开始狂乱地用双手挖那个雪堆，它紧实、坚硬得仿佛是砖砌的；巴西人直挖到双臂酸痛、心生绝望，雪花把他的睫毛弄得又湿又重。他往后退了两步。这时，雪堆中刚被他刨开的地方出现了一块黑色污渍；它慢慢凸出来，把周围细碎的雪片顶到地上，巴西人突然发现那是一支枪管。他迅速弯腰，躲掉了惊天动地的第一枪；雪堆像一座坟墓般裂开了，一个面色铁青的独臂德国人出现在其中。巴西人几乎是打着滚向树林逃窜，在他背后，第二枪和第三枪都被冻僵的手指头打偏了，一颗子弹落在雪地里，另一颗嗖地飞进了林地上空，把堆着雪的松树尖摇得乱颤。接着便没有声音传来了。巴西人回到队伍营地后才发现自己在流血，那支枪管还是蹭破了他的额头。

在战地医院的日子无比难熬；每个梦境都充满了漫长的追杀，每个夜晚都以痛苦的惊醒结束。巴西人发现，他发小的失踪在这里变得像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琐事；他将会随时死去，他的军需官、战友、军士长都会随时死去，死亡是瞬间的、无预告的、轻飘飘的、永恒的，也是平等的。他沉浸在这一令人恐惧的事实中无法自拔，完全顾不上护士们对他大献殷勤，她们爱的是南美小伙子，而所有南美小伙子在她们眼里都没有什么两样。

一个夜里，巴西人吃过了难以下咽的晚饭，正躺在褥子上等着护士为他换药。在帐篷外，忽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鸣响，裹挟着雪片的气流把护士的鬓发吹得四散；透过帐篷上塑胶做的透明窗户，巴西人恐慌地看见一只漆黑的大鸟张开羽翼，从山脉背面露出它那铁打的巨头来，带着辉煌的余音融入了雪山中的夜空。每个人都沐浴在它栖身处的昏黄亮光中，却没有一个表示出丝毫讶异；听收音机的医生因节目电流中断而愤怒地骂起德国人的娘。

“那是什么？”他克制地询问。

“真丝，”意大利护士回答道。

“不，不，我是说，外面的那只黑鸟。”

护士用她那空洞的美目失望地看了他一眼，“飞机。你难道从来没有见过吗？”

在她的一生中很少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一瞬间，巴西人意识到他个人的全部历史都是捏造的；从1944年冬季的塞尔基奥直到1927年那个呱呱坠地的夜晚，那一夜也正是德国人经营的航空公司刚刚在科伦巴成功运营第一次夜间服务的航班时。

战争如同季节一样结束了。巴西人的同乡大多留在了欧洲，他孤身一人坐着客船，漂洋过海回到家乡的小镇。他的父亲病死了，姐妹们纷纷远嫁，生母则在一只浴盆里失足淹死了自己。他得知他的父亲并非荣耀的化身，而是一个幸运的投机者；在二四年，这个男人同着一伙被流放的军官起兵反抗政府，在革命起初放下的大话无法兑现后便在一个夜里收拾装备、偷了首领的马逃向内陆。如果仔细查看，客人们会发现他傲慢展示又小心翼翼留存的那些勋章上都铭刻着死人的名字。这个逃兵惊人的财富完全是靠着非法囤积密尔瑞斯金币得来的。他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家乡再也不是他夜夜梦见的家乡了；过去鲜红光整的铝皮屋顶布满了弹孔般的凹陷，镇广场的白石头地砖已边缘破碎、覆盖沙土，那些漫山遍野、足以乘凉的咖啡树消失了，平原上只剩下一片低矮而不均匀的小麦田。年轻人们不是出去当共产党，就是出去追捕共产党。房子全空了，只能偶尔在深夜听见飞机发动机的孤独轰鸣。

巴西人开始失眠，每当他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从白色的雪地里伸出一支黑漆漆的枪管，正对准他的额头。他失去了蓬勃的野心和劳动的热情，曾经红润饱满的双颊凹陷下去，胡子像苔藓似地在上面疯长。父亲留下的精致物件被他毫不怜惜地一件一件地卖掉。当他决定出售一套珍珠首饰时，那个旧货商为他提供了一条新道路。

“您是否考虑过到乌拉圭去？”他一边迎着灯光贪婪地检查珍珠成色边问道。

巴西人摇摇头。

“好多人都到乌拉圭去了，因为在本国找不到出路。”

“他们不会抢走乌拉圭人的工作吗？”

“乌拉圭人会到巴西来，因为在本国找不到出路。”

“可是巴西也容不下如此多的外国人，不是吗？”

“多余的人就会到乌拉圭去，”旧货商得意地微笑，“如果在本国找不到出路。”

巴西人去了乌拉圭，寻找给外国老兵提供工作的机会。在哥伦布后，和平年代的航空者们重新发现了这一片新大陆，并正在急切而贪婪地想要将它据为己有。外国公司和机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拉丁美洲，用它们锋利的爪子四处摸索人才；面包师、教授、工程师、开出租的、做衣服的、开赌场的、上学的和没上学的，全都涌向了这门不旧也不新的产业。巴西人身不由己地做了他们中的一个。几名穿着藏青色的统一制服、心不在焉的工作人员坐成一排，在狭窄的办公室中审判他；屋里闷热而潮湿，两个员工在漫无目的地闲聊家常。中间的经理人边用帽子扇着风，边扫视他的申请，过度紧张的脸上突然显露出喜色。

“他上过战场！”经理叫道，“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个优秀的乘务员。”

“不，我不想做乘务员，”他发出局促的反对声，可是似乎没人听他的，“我不想服务别人、听人使唤……如果可以，我宁可做个司机，或者清洁工……”

“他会说很多种语言！我们正缺这样的人呢。他就算脑子不灵光、四肢不协调、长相丑陋不堪、面对数学就像面对地狱，只要他会说外语，就能讨得那帮烦人的外国游客的喜欢。”经理兴奋不已，用绿色铅笔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对号，“您还有问题吗？”

巴西人穿上了乘务员的小西装，被送到机场去了。他发现这里是一片空旷、平坦的水泥荒原，地上布满了用各种颜色画出的复杂线条，几乎没有遮挡物，过分的开阔使他感到一丝不自然的恐惧。不远处，一架通体白色的客机在天空底部出现了，就好像地面长出的一个水泡，它慷慨地放下自己的登机梯，起飞时间在两小时后，乘坐它的安全性要比上战场高得多。

“苍天在上啊，”他绝望而自卑地闭上眼睛，走进黑鸟逼仄狭窄的腹腔里去了。

上午12时47分 飞机沿帕拉纳支流向南部航行

飞机逐渐向着较为开化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航行了；在窗外，大片大片的深绿色慢慢变得破碎、割裂、平淡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藕荷色的浑浊河流和灰暗的铁皮屋顶。从遥远的高处看，帕拉纳支流又窄又肮脏，弯弯绕绕，像一条沙漠里刚刚被蜕下的眼镜蛇皮。双发延程规则显然没有对喷气式飞机发挥它本应有的作用。

“我很好奇，”智利人问，“您为什么坚持去迈阿密？我是为了去那儿执行一台外科手术。”

“我要去见一位友人，他正处于危险中，或许这就是最后一面了。他不是容·索萨。”危地马拉人说。

“那他叫什么？”智利人问道。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一定不叫容·索萨。”

智利人感到头昏脑涨，然而过多的头昏脑涨已经让他变得不再为此苦恼了，他甚至开始相信适度的头晕或许有利于提升精神幸福感。“你的这位不叫容·索萨的朋友真是幸运。”

“没错，”危地马拉人严肃地点头，“可惜他不叫容·索萨。”

这位不叫容·索萨的朋友显然也绝非游击队员，因为危地马拉人反复强调他和他的朋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游击队的故事，更没有摸过卡宾枪或是尝试在山中建立根据地。对于游击战中的细节问题，比如预备炼乳罐头、驱赶毒蛇和维修保养机枪的技巧，他更是一概不知。他根本没参加过游击队；在那里，黑人、白人、玛雅人、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会打着绑腿在丛林中跋涉，一天只吃一顿饭，夜里则总要轮流在栖身地里放哨。曾经他们放哨时会吸烟，后来不再吸了，不是因为火光会引来袭击这样浪漫的理由，而是因为行囊太过沉重、无法装下过多杂物。他没有亲眼见到起义军的分裂，也没有在两难之下坚定地选择了其中一派：他的那位不是容·索萨的朋友所领导的那一派。

危地马拉人并非出生在农村，那是属于庄稼而不属于人的地方；营养丰富的火山灰土能滋养出手臂般粗壮的玉米，却难以为人们带来舒适健康的生活。他的家人从来不是农民，也从未用被染黑的双手去煮番茄玉米粥填饱肚子，看着土地上被他们一手养大的丰富水果被人一车一车地拉走，送到遥远的一个叫做欧洲的地方。这些人只有在二十五年前短暂地享有过那些水果的所有权；那一年的收获季节，他们苦苦等候外国人的身影，因为数量极大的香蕉、菠萝、指橙、柠檬都即将腐烂了，却没有等来任何人运输。后来，危地马拉人没有看见，他勇敢的哥哥爬上停了几个月的卡车车厢，抓起一只几乎全黑了的大香蕉，在家人不安的凝视下剥开它的表皮，露出里面嫩黄、柔软、细腻的果实来，咬下了一大口。果子从此开始属于他们了，无论是卖掉还是吃掉，处置权尽在他们自己。

按他的说法，危地马拉人也没有经历过这份甜蜜财产被剥夺的过程；那是一段令人不忍卒听的历史。他没看见母亲花三年时间织好的绣玛雅花纹的丝绸披肩被当掉，以补偿外国公司的损失，没看见妹妹哭着进城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卖肉体。他没有在某个夜晚偷偷去山里拜访游击队，村里人都讨厌他们，因为这些不修剪头发胡须的怪异男人总是想同他们讨一些吃的，还会在院子里笨拙地逗狗，一不小心就被它们咬伤。他们的领袖长得像中国人，说话细声细气，却不吝于亲手枪毙每一个猥亵姑娘或弄丢枪支的队友，他的名字不叫容·索萨。危地马拉人没有追随着他们走过家乡的每一座高山和平原，然后意识到被自己称作祖国的岛屿原来竟是这样小。当然，他也从未在同伴夜间的琐碎杂谈中听到关于重新分配财富的惊天秘密。

“你怎么会来打游击？”那个长着一副大耳朵的同伴没有问他。

“我家的田地被外国人拿走了。我的妈妈被他们欺负，我的妹妹去城里卖身。要是打游击能把他们赶走，我就打。”他没有这么回答。

“也就是说，你要把有钱的人都杀了？”

“要是能保护我的家人，我就杀。”

“杀了，然后呢？”

“杀了，然后把他们的钱拿走。”

“拿走，然后呢？”

“拿走，然后分给穷人。”

“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杀那些有钱人，只要把他们的财富分给穷人，这样就免去了许多步骤？”

“天呐，你真的是个奇才，”危地马拉人没有惊奇地把身子撑起来，看着同伴的脸，“这样就简单明了多了。”

他没有发现，这样的思想早在一百年前已有人提出过、并写成了大本大本的书，更没有幸运地通过不叫容·索萨的领袖读到它们。同政府军两年的缠斗没有让他意识到更多新的东西：想要从外国人和独裁者手中抢回土地、披肩和妹妹，需要的不止是杀人。他没有开始怀疑，也许他过去以为的整个世界都实际上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而一切反抗仅仅是为了叫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优美。这些荒诞不经的想法没有令他选择与另一半朋友决裂，其中就包括那个大耳朵的青年，此人不久后在城里找了一份打更人的工作。他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队伍在政府军的枪炮下炸毁，不叫容·索萨的朋友牵着他的手逃到海边，他们带着满身鲜血悲痛欲绝地告别，最终不叫容·索萨的人上了一只走私绿宝石的小木筏，它将会冒险绕开暗礁，前往墨西哥谋取利润。

“我要离开了，”不叫容·索萨的朋友没有用双手紧攥着危地马拉人的双手，“先到墨西哥，再到美国的其他城市。在那里，我或许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不必担忧肉体毁灭。”

“如果你还有卷土重来的意志，就想办法告诉我，我时刻等待你的指令，”危地马拉人没有这样回答。

“保重，士兵！”

“保重，指挥官！”

“为了母亲的土地、披肩和女儿，”不叫容·索萨的朋友没有坐在两只用帆布伪装起来的装宝石的桶中间，乘着白色的浪头，离岸越来越远了。

危地马拉人没有在海水中忍痛洗干净血，用剩余的物资包扎好自己，然后剪掉头发，逃到南美洲作为装修工人隐姓埋名地活了三年。他也没有在一个黄昏突然收到来自国外的信件，它被一个戴着草帽的古怪小孩在拥挤的晚市街道上悄悄塞到他手里，上面的署名是“萨索·容”，并为此欣喜若狂。然后，他也没有立刻找到这架不沿途停留的最为迅速的飞机——抱歉，从这部分开始，不能再使用这样别扭的叙事方式了——他成了这架观念的飞机上的一名乘客，也因此，要他降落在阿根廷，简直像在活生生割他的肉，尽管割肉相比于他受过的其他苦难而言也不值一提。

“您去过迈阿密吗？”危地马拉人问。

“我从未去过，”智利人回答，“这还是第一回。”

“您应当去迈阿密，”危地马拉人说，他那干燥开裂的紫色嘴唇弯曲成一个甜蜜的笑容，“我也从未去过迈阿密。但所有人都应当去一次迈阿密。在那里，什么都是属于大伙儿的。阳光，音乐和白色沙滩。如果有人想要独自占有这些，自然母亲就会给予他教训。饿肚子的时候，您能随手从头顶摘下一根香蕉，或者把胳膊伸进海水，不一会儿就有螃蟹主动钻进你的掌心……那是穷人的天堂。佛罗里达人活像一棵棵棕榈树。我常常心想，假如我的不叫容·索萨的朋友能够活到明年，我们一定会在那里搭起自己的帐篷，每天出海打渔，夜里烤着吃掉。每个月进一次城用鱼干换来必须的渔网和煤炭。需要洗澡时就下水。需要蔬菜，就自己栽种。我是种果树的好手……”

“如果无聊了呢？”

“如果无聊，就给彼此唱歌、吹口哨。然后，我们要叫来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一块儿捕鱼、种菜、唱歌……我们要在那里建起真正的乐园。没人再被夺走披肩，没人再去卖身。我的妈妈和妹妹可以靠针线活儿换来生计。她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舷窗被一片雁灰色的云彩遮住了。

“您情愿和我们一起吗？”危地马拉人问。

“我不清楚，”智利人回答，“我觉得头昏。”

下午1时03分 飞机距离圣菲约一千三百英里

洗手间里塞满了人。玻利维亚人跪在马桶前面，双手死命拄着水箱；墨西哥人靠在他左手边的墙上，身子整个欹斜着，活像一棵被吹倒的柳树；哥伦比亚人则两腿大分勉强站立在那儿，一只脚只有脚掌着地，一只脚高高抬起顶在洗手台，以免踩到了满地的零碎玩意或者玻利维亚人的脑袋。

“好消息是，”他深吸一口气，“不会再有人进到这间洗手间里了。”

洗手间的门咔地一声打开，手里端着茶杯的巴哈马人从门缝里挤进来了。

这个人年纪轻轻，穿着旧西装，明显地混着印度人的血，一双狐猴般的大眼睛潮湿而乌黑。他沉默地关上门，贴墙而立，用一种混杂着恐惧和不解的哭腔问：“您们在这里干什么？”

“吸毒，”墨西哥人说。

“救人，”哥伦比亚人说。

“拉屎，”玻利维亚人神智不清地说。

巴哈马人几乎濒临精神上的崩溃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有限的生命竟会坎坷艰难至这般地步。他只好站在一边，观察他们吸毒、救人、拉屎。

巴哈马人从不吸毒，从不害人，从不行违反道德之事。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投资公司工作的职员，没有结婚，每天的工作内容是穿好西装在大理石建筑中得体地走来走去。巴哈马人的上司是一位留着优雅白发的矮胖老人，无论是他那价值五万美金的低调手表还是一口带有欧洲口音的老派英语都让他显示出旧时贵族的气质来。然而，巴哈马人知道他的财富完全是在近两年内凭着欣欣向荣的金融业积累起来的；在此之前他曾经在运河倒卖通行证、在玻利维亚偷窃宠物猫、在阿根廷走私牛肉、在圭亚那拉皮条。他亲口把这些讲给每一个手下员工，因为用满不在乎的长辈口吻调侃往事似乎也是尊贵人物的派头之一。

“您们中有哪一个知道，怎样除掉堆成堆的积雪？“他的老板坐在一把红色扶手椅里，肚腩堆在大腿上，神情肃穆地为面前的二十五个青年员工倾倒着人生教诲，他们每一个眼睛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在巴拉圭流浪，没有保暖的手套和帽子，唯一能找到的活计就是替富人家清扫屋顶上几英尺厚的雪。这十分凶险；在座的，我的孩子，您们或许从未在那些缺乏保护的铝屋顶上走路，被寒风裹挟着，每走一步都要冒掉下楼去、摔断脖子却无处医治，最终惨死街头的恐惧……我们往积雪里撒盐，让它融化得更快些。后来我发现清雪一点钱也赚不到，就去偷主人家的珠宝。而这些故事，于我而言已经远去了——凭借着这些辛勤而诚恳的劳动，这些参与选择的智慧与气魄——小伙子们，谁会想到那个被冻得浑身生疮的落魄孩子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小有成就的银行家呢？看看吧：爵士的子弟将要向我们摘下他们的礼帽，穿丝绸衬衣的贵妇们将要排着队同我们跳华尔兹。我们的血不是蓝色，而是绿色；这已经是我们的时候了。”

每当面对着老板的身影，巴哈马人都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踌躇满志。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假如一个倒卖通行证、偷宠物猫、走私牛肉的皮条客能够出人头地，他却不能迎来同样的结局，而他甚至从未接触过情色业或走私这样不道德的生意。巴哈马的战后经济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他亲眼看着平地筑起高楼，海岸化作良港，他看着从阿拉斯加到北大西洋，美国人、英国人、瑞典人、加拿大人纷纷到来，卑躬屈膝地把他们的资产转移至此，以逃避税务官们四处践踏的肥硕双脚。在这里，乞丐随时获得一笔横财而大富大贵，妓女随时被相中成了女公爵，流浪汉随时谋得年薪高昂的肥差，而这可能只是因为早晨走路时突发奇想换了一条道。他们的岛屿仿佛成了黄金铸成的，只要用鹤嘴锄凿上几下，财富就会像水一样喷涌而出，把人浇得浑身湿透。

而巴哈马人始终没有得偿所愿；世界走得太快，无论他如何赶路，都难以追上它的脚步。他学会了处理离岸金融业务，国家的银行机构就迅速缩水。他转而为老板进行实业投资，金融行情就立刻重归繁荣。他学习橄榄球和潜泳，想要随时在老板面前出出风头，不久老板就不再热衷于运动。他学习为老板开车，随即老板开上了游艇；他无奈地去摸索游艇的驾驶方式，于是老板就将游艇出售作为慈善事业的启动金，并用它的收益买来了全国第一架私人直升机。巴哈马人做的一切准备都如同丢进水井中的一颗鹅卵石那样，连微弱的回声都不留下。转瞬之间，他成长到了二十八岁；在这个年纪，他的上司说，男人应当拥有自己的公司、汽车和情人了。然而他仍旧只是一个小职员，穿着发皱的旧西装，嫉妒地看着曾经的同僚们一个接一个飞黄腾达。老板在早晨常常路过他的工作隔间，惊奇地问：“你怎么还在这儿？”下班后，又在银行门口与他擦肩而过，惊奇地问：“你怎么还在这儿？”就好像他是一只从二手市场上因价格低廉而挑选来的塑料桶，在物尽其用后便被放在地下室里任其发霉，不时引起人们关于其来历的狐疑。

“我一直都在这儿，先生，”他露出一个强忍眼泪的苦涩微笑。老板和他的保镖正要穿过停车场到停机坪上去。

“你叫什么？等等，我还记得，你是叫莱昂·葛兰丁。”

“不，先生，我不叫莱昂·葛兰丁。”

“哈哈，莱昂，别开玩笑了！”老板豪爽地大笑起来，“你可跟了我快三十年，同我一起饿肚子和挨打，我怎么会记错你的名字呢？”

“先生，我今年二十八岁。”

老板轻轻摇头，白发在头顶上柔软地飘动，“莱昂，你总是这么谦虚，把别人的小的说成大的，对自己却总把大的说成小的。二十八岁的男人不可能还在这种破烂、卑微、狭小的地方服几乎是体力活的苦役。亲爱的，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二岁，”保镖回答。

“你瞧，他二十二岁，可他的情人都已经有情人了，”老板向着停机坪的方向离开了，它在不远处的夕阳余晖中发出阵阵惊人的轰响，不时把附近独居老人的耳膜震破。

巴哈马人感到世界正在有计划地挡他的路；那个阴郁而不健康的危地马拉老头儿，那个愚蠢而冲动的乌拉圭学生，那个傻大个儿委内瑞拉警察，那个摇摆不定又爱自吹自擂的阿根廷男人，那个没教养的巴拿马黑人，那个虔诚得像中了邪的智利医生，那个徒有其表的巴西乘务长，还有那个乖戾、无理、狂热、歇斯底里、变态、易怒、孩子气、低俗又强悍的该死的古巴女犯人，全都在想着法子破坏他二十八年的伟业。“这些人真是一群混账！”巴哈马人手捂着头叫道，“这里有昏倒的副机长、昏倒的劫机犯、没昏倒的劫机犯，还有一把枪……可他们居然只想着到达目的地。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管他什么要做手术的病人和快要死掉的老朋友呢。他们难道不在乎我的安危吗？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如此不如意？”

哥伦比亚人皱起眉头，摆出他常有的那副仿佛对待逆反儿女的失望、不屑而忧愁的神情。“一些人的理性并不足以作出更深远的预想。假如不消除危险之源，受威胁的将会是我们的整个飞机，还有坐在上面的我们所有人——谁能够为这样的结局负责？”

“没人能为这样的结局负责，”玻利维亚人喃喃道。“我们俩可以叫上那个秘鲁人……那个有知识的智利人……再加上哪个小国家……我们可以组成一道阵线，迫使他们让出飞机的控制权……“

“我们要有行动，”哥伦比亚人对他们宣布。

下午1时21分 飞机经过梅赛德斯上空，开始向西转向

“我们要有行动，”乌拉圭人轻声对智利人说，他年轻而勇敢的眼睛机警地大睁着。

“什么行动？”智利人问。

“第一步是要找出我们的同志。这不难，只要看看是谁一听说要飞往阿根廷就浑身发痒就行了。第二步是欺骗。比如说，如果飞机上有人患了急性病不得不前往美国治疗，是不是能够给机长一个掉头的理由？”

智利人仔细思考了这些话中理所当然的逻辑，最终点了头。“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急性病患者？”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得找一个人来扮演急性病患者。”

智利人沉默了，而危地马拉人隔着一条过道伸过身子来，对他的计划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你说得不错，而且看得出组织运动的魄力和经验。”

乌拉圭人高高仰头，作出丝毫没有被他的奉承打动的情态。“您有没有听说过三硝基甲苯？”

“没听说过。”

“它什么也不是。或许您愿意患急性病？”

“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患急性病？”危地马拉人露出一个阴森的冷笑。

“很简单，因为我是运动的领导人，领导人最好不要患上急性病，”乌拉圭人答道。

危地马拉人同意患上急性病，因为谁都能从他蜡黄的皮肤和消瘦的身材看得出来他的确不够健康，但智利人却没有同意扮演医生。他支支吾吾，束手束脚，从上衣口袋里把手帕拿出来神经质地揉搓。

“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话，”智利人痛苦地皱着眉头。

“那就意味着你得学会说谎话。这就好像你学会走路、学会吃饭、学会拼写一样。如果不走路、不吃饭、不拼写，人很难度过愉快的一生，因为尽管做个文盲并不致死，却会让人生缺失了无法弥补的一大块；说谎也是一样。”乌拉圭人耐心地劝说，“如果不说谎，人生有什么乐趣呢？”

“假如必须说谎，我宁可随着机长去门多萨。”

“这绝对不行。况且你得打得过那个女人。你觉得你能吗？”

“我们不必跟着那位古巴女士走。我们可以在雪山下飞机，然后合作找一架前往迈阿密的航班，这或许更加迅速，而且更加……道德。”智利人据理力争。

危地马拉人咔咔地掰起手指关节，脸上的皱纹嘲笑地纽结在一起，“真是无可救药。”

“您能不能告诉我，三硝基甲苯是怎么一回事？”智利人忧心忡忡地问乌拉圭人。

“什么也不是。我们时间不多了。”

他指挥危地马拉人躺在座椅上，头冲舷窗，并推着智利人前去为他诊疗。智利人跪在危地马拉人身畔，展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

“让他患上急性病，”乌拉圭人从旁提醒。

“这很难办，”智利人说，“因为我是一名兽医，不给人看病。”

危地马拉人像一条刚被打捞上岸的剑鱼一样挣扎着强撑了起来。“你说什么？你给什么看病？”

“猫儿，狗儿，有时也给家养的马匹开药。我还医治过生胃病的老鼠。”智利人重复道。

危地马拉人攥紧了拳头，根根青筋从他那饱经风霜的鬓角凸起。他使劲张大嘴巴，露出鲜红的舌头和牙龈，好即使不出声也能让人看出他强烈的怒意。“他妈的——败家子——”他无声地咆哮道，“我这辈子连医院的门都没能进过，你们医生却在忙着给长毛的活物治病？”

“现在不是政治辩论的时候，”乌拉圭人冷静地按住他，“那娘们儿就要过来了。”

古巴女人拎着手枪小心翼翼地挪过来。隔着一排米黄色的空座椅，她俯视着半躺着的、瘦得皮包骨头的危地马拉人，眼中透露着纯真的同情。她问：“他患了什么病？”

智利人正把危地马拉人的舌头拉出来观察。“他太瘦了……不仅仅是因为营养不足……吃下东西可能使他呕吐和腹胀，情绪极不稳定……这应当是肾病的结果。这样的病，我已经见过上百例了。”

“那他需要怎样诊治？”古巴女人问。

智利人终于抬起头颅，他想要看向古巴女人，但最后只敢看向乌拉圭人。在这一刻，乌拉圭人看到这个天主教徒脸上那黑压压的憔悴，仿佛那份历时一千九百六十九年的深重苦难瞬间被压在他后背上。他说：

“绝育。”

下午1时35分 飞机持续向西南方向行驶

智利人曾经对世界恨之入骨， 直到有了女儿。但即使是在他对世界恨之入骨的时候，他也从未说过谎。那时他刚刚从管理严苛的天主教学校里毕业，满脑子都是逆反的主意。他讲脏话，在后背上纹女性生殖器官，在独居的客厅里摆上一人高的骷髅雕塑，留不修边幅的长发，仅仅是因为他听闻上帝不喜欢这些。后来他发现上帝不喜欢的远不止这些表面功夫，于是他又紧追美国人的潮流，开始成为一名激进主义者。

“激进或保守是人的义务，”他自豪地对他的第九任女友说，他同时也是她的第九任男友，“可诚实却是人的权利。”

智利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近视、孱弱、过分真诚的青年人，倾其所有关心同性恋者、黑人民权运动和远在亚细亚的战争，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战略进退了如指掌，叫人很难看出他其实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他所庆幸的是圣地亚哥到处都有和他一样的居民，而令他烦恼的则是剩下的居民全都与他们不共戴天。他觉得这些人过于极端了。

获得毕业证书的时候，他撕掉了母亲寄来的信件，里面建议他回家帮她照顾金刚鹦鹉，然后立刻乘车离开了国界，一心前往安第斯山脉另一头，去和那里的工人运动者接头。他在圣地亚哥对这些活动向往已久；他和他的朋友们花许多时间在沙龙里交换书籍和报纸，在街头分发海报传单，在雨季里伴随着萨克斯热泪盈眶地歌唱那些革命的乐曲。智利人担任他们的萨克斯手，他拥有一切萨克斯手的品质：坚定、忧郁而富有愤世嫉俗的创造力，唯一的缺陷在于他不会吹萨克斯。

智利人到达蒙得维的亚的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走下月台，感到资本主义的旧世界正在他面前绝望地迅速坍塌着。头一星期，他住在一家有着洁净门廊和厨房的旅店房间中，第二个星期，他住在一家营业至凌晨的小型赌场里，在这里他赖以生存的行李箱不翼而飞。第三个星期他在街边的一把长椅上睡觉。他正在发愁下个星期是否要靠出卖劳力换来食物，好在他期许已久的罢工已经爆发了。

阴暗笼罩着市政府门前的宽阔街道，那些怒气冲冲的蒙得维的亚居民纷纷从他的长椅边走过，足有几百个。三个和他年纪相仿的青年人组成一个钝角三角形，笨手笨脚地一同举着一道白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难以辨认的潦草字体。智利人跳起来追随他们，直到感到时机成熟，他兴奋得浑身战栗，迫不及待地问出这个问题：“你们是追随哪一种主义？”

“什么主义？”

“是像玻利维亚人一样信托洛茨基，像古巴人一样信卡斯特罗，还是像秘鲁人一样信马里亚特吉？”

“谁是托洛茨基？”

“谁是马里亚特吉？”

“谁是古巴？”

不等他同意，智利人被一些宽阔的胸膛推到一个没有热茶水、圆桌、文字处理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地方了。穿着不同衣装的工人挥舞着轮锯、小型钻机和气钉枪，毫无组织、毫无指导地凑在一起，正如一群野蜂，在市政府大楼前拥挤而吵闹地飞成一团。这些工人看起来长得都一样。智利人听到各种各样的喊声：“城市自治！”“提高工伤补偿！”“停止开放国界！”“停止闭锁国界！”“取消异教徒的小学校长资格！”他眯起眼睛想要从中找到哪怕一个独特的英雄人物，可是人太过多了，以至于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腾空起来，无法落地。

他被一种急切的控制欲所推动，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却又悲哀地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到；在人流之中，他看到有一根无主的金属拐杖被扔在地上，于是他使劲伸出胳膊，穿过小腿和小腿之间的狭窄缝隙捡起它，然后用颤抖的手臂把它的木质把手举过头顶，就像举着他希望恢复秩序的责任感，等待主人将它好心地认领回去。

就在这时，他踩到了某种柔软的物质上，像是一只装着一半热水的皮质暖水袋，那是一具加勒比女人的尸体。她呈自由落体状倒在那里，衣服被脱到肩头，满身都是丑陋的淤青，早早断了气，乱糟糟的黑色长发摊在脸上、地上，把她弄得好像一只被水藻裹住的死鱼。除了她以外，地上还有粪便、血液、浓痰和斑鸠的尸体，散发着一种浓烈的怪味。智利人想要尖叫，可是他的声音很快被人潮淹没了，由公民身体组成的中国长城令他无处可去，只能举着拐杖被迫与这个死掉的女人为伴。他从不知道革命是这样一件丑陋而荒唐的事情，而不是他想象中优雅精彩的舞台剧。过了不知多久，政府大楼下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与此同时天上仿佛下起细雨来；一群手持水管的警卫蛮横地割开了人群，也为智利人换来了逃跑的机会。他手脚并用，推开一个又一个旁人，几乎是疯狂地逃上他返回圣地亚哥的车厢。

一路上，他不断怀疑地嗅自己的手指和手臂，总以为那里有尸体的气味，他还发现自己的膝盖在逃跑时摔破了，血液呈珠状渗出皮肤。车站以外的水泥路苍白而平坦，仿佛将无限度地伸长，几个穿着破烂的男人在一盏路灯下交换着抽古柯烟。他下了车，虚弱、疲惫地行走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向，直到路标提醒了他，他才得知自己正打算前往母亲家。

他母亲住在居民区一座窄窄的独栋房屋里，外墙被漆成深红色，有一扇绿色的门和陡峭的木制楼梯，她在所有能够摆放的地方摆满了植物和花卉，让房屋显得拥挤不堪，客人在其中行走时总要担心是否踩到它们。她养的从加勒比海沿岸进口的金刚鹦鹉站在客厅中央吊着的藤条笼子上，悠闲地荡来荡去。在这些物件中间站着他瘦小、祥和、灰头发的母亲，她低沉缓慢的讲话声总能令人得到神奇的安慰。智利人丢下金属拐杖，在暖黄的灯光下仔细地检查她，上上下下，保证她身上没有伤口与病痛，才终于弯下腰开始喘气。

智利有什么？除了广阔且富足的中产阶级、挖不完的铜矿、足以蔑视旧大陆的民主政治和不利于游击队生存的狭长荒山，智利什么也没有。它孤立、洁净得像一只被精心打磨过的钟形罩，当中保护着它那些婴孩般天真而高尚的人民，在没有杂质的阳光中充满道德地劳动。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胸口涨起一阵一阵的酸痛，热乎乎的、苦涩的体液充盈他的脑袋，震耳欲聋地左右晃动着，把他习惯了干燥的鼻子和眼睛都重新唤醒了。

“别哭，别哭，”母亲惊慌地为他擦拭眼泪。

“别哭，别哭，”鹦鹉重复道。

“他们在故意地杀人，因为他们杀的人杀人。他们还在无意地杀人，因为有些他们杀的人原本不杀人，而且救人。最后，为了不无意地杀人，他们还要杀更多人。“

“别哭，别哭。”

“别哭，别哭。”

“世界能否挺得过大审判呢？我们果真值得它所赋予的面包和酒吗？”

“别哭，别哭，”她安慰道，“你怎么不和我一起来照顾鹦鹉呢？”

智利人借贷买下了一家开在街角的诊所，他开始从事关于有着蓝色和绿色羽毛的鸟儿、健康矫健的马驹、温顺的小牛小羊、木讷的宠物乌龟和被夺走了睾丸的牧羊犬的工作。他诊治了一位栗发女人的死金鱼，她拜访时为自己鱼缸里的悲剧哭个不停，尽管那是因为她整整一个月忘了喂食。她直到二十五岁都不知道什么是处女膜。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在另一家散发着奶香味的门诊医院中，智利人隔着窗户看着护士怀中那个让人怀疑是否有生命的粉红色小东西，第一个想法是“她看起来好像一只刚出生的缅因猫”，第二个想法便是“为了维护她，我愿意牺牲生命”。他这才明白，自己曾经嗤之以鼻的耶稣的话或许是可信的，“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必享安息。”

无边而轻柔的幸福冲垮了智利人叛逆的灵魂，他唯一想着的便是如何让这种幸福长久地维持下去。他洗去纹身，戴上近视镜，把骷髅雕塑从客厅中搬走扔进垃圾场，换成了一尊石膏圣约翰。他的诊所从此只收治有信仰的病人，这一点主要通过其主人是否会说“阿门”加以判断。虔诚的美德令他心满意足。除了维护当前的所有物，他再也没有其他的心愿了，他每天看着女儿们飘动的品红色裙摆，只想竭力将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留给她们。那个世界里没有刽子手，没有强奸犯，没有把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坏男人，没有暴力革命或者流血的战争，没有缺斤少两的蔬菜店老板，没有受压迫的铜矿工人，没有撒旦和路西法。她们只需在田园牧歌般的社会中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想要吃面包就有面包，想要吃米饭就有米饭，可以自由地做爱，生下一大串儿女而无所顾虑；他为这样的未来深深着迷。

为了梦想中的世界，智利人热心地参与公共服务事务，行使政治权利，他的诊所对慈善事业的捐助令整个街区为之赞叹。他对新政党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尽管他们落选了一回又一回，但其追求公平和正义的选纲仍旧吸引着他奉上自己的选票。智利人就这样体面而风光地过着天主教徒的理想生活，唯一曾经使他心有不甘的是关于那只生胃病的老鼠的故事。

那是一个二月份，他正在诊所门口那条“圣心动物医院”的牌匾下面坐着晒太阳。这是瓦尔帕莱索无雨的季节，天空澄澈而明亮，在打扮清凉的行人中，一个脸上沟壑纵横、穿不合时令的棉大衣的老人向他走来。智利人感到疑惑不已，因为老人什么也没有带，没有狗、没有猫，也没有额头硕大的泡泡金鱼。他像一座山丘似地挤进门，在问诊台前落座。

“您是来要求治疗吗？”智利人小心翼翼地问。

“是的，”老人回答。

“我是一名兽医，不给人看病。”

老人把左手伸进袖口，掏出一只白色皮毛的小老鼠。它一刻不停地尖利地吱吱叫着，粉色的小爪子发着抖，脖子上拴着一条窄窄的蓝色缎带，缎带的另一头被老人牵着。它看起来是生病了。

“我养了维尔尼三年。它如今得了胃病，吃了吐，吐了吃，快要死了，”老人担忧地看着它，“请您救救它吧。”

智利人绞尽脑汁，可是也没能想到如何医治老鼠。他前去查找他的所有资料，动物学、解剖学、兽医学，都没能找到关于老鼠的胃病的药方。没有人曾经研究过如何治好老鼠。他感到心率加快，手脚冰凉。在此两难之际，智利人突然灵光一现。他问：“您会不会说’阿门‘？”

“不会，”老人回答。

“哦，这就了结了，”智利人大松一口气，“我的诊所不接治没有信仰的病人。请您回去吧。”

“我是没有信仰，可是我的老鼠有信仰。”老人着急了。

“您会不会说‘阿门’？”智利人问他的老鼠。

老鼠在桌子上爬来爬去，抖动着胡须，发出吱吱的叫声。

“它也没有信仰，”智利人断定，“我不能为您们提供服务了。”

他知道世界最好是稳定的，稳定便意味着和谐、繁荣与美好生活，意味着像他一样的人们能够随时在早晨喝上滚烫的咖啡，再开着白色汽车送女儿们安全地去上学。为了稳定，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牺牲。而这种牺牲显然是值得上帝原谅的。

“可那些没信仰的人怎么办呢？”老人痛苦地问他。

“那些没信仰的人，”智利人沉吟着，“或许需要一个新的信仰。您知道，没有信仰往往会让人无恶不作，缺乏约束。这样的人，对社会而言是不值得拯救的。”

老人牵着他没能活过干季的维尔尼，悲伤地离开回到大街上流浪了。

下午1时37分 飞机开始机降低巡航速度

好在飞机上没有绝育的手术器材。哥伦比亚人把玻利维亚人放在巴哈马人的后背上，这一过程十分艰辛，因为玻利维亚人仍旧虚弱得像一片生肉。他们七手八脚地帮他摆正姿势，理好衣服，维护尊严；哥伦比亚人把他的圆框眼镜从地上捡起来，疼惜地用衣服擦干净水渍，小心翼翼地戴到他的鼻梁上。

“仔羊！”他呼唤道，“您神智还清醒吗？”

“她从冲绳搬过来，”玻利维亚人说，“长着细细的脖子和浅色的嘴唇，个头小巧得像只山雀。她只会说简单的西班牙语，不会说的时候就害羞地微笑。”

“没人想知道您妻子的事儿，”哥伦比亚人怜悯地说。

“我们是在菜市场上认识彼此的。她又温柔，又手巧，不管给她什么食材，都能顷刻间变成清淡又风味十足的美味。对我和其他任何人，她从来只作出善意又谦虚的批评。”

“我要是只会说简单的西班牙语，我也不会到处攻击别人，”巴哈马人插嘴道。

墨西哥人忽然问：“你们有孩子吗？”

“有，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是黑头发，一个四岁，一个还在襁褓里。”

“那么她一定很幸福。”

“她难产死了，”玻利维亚人好像事不关己般说，“好在，她不必再为我的遭遇担心了。”

“谁难产死了？”阿根廷人转头看过来。

“那个戴眼镜的玻利维亚人难产死了，”坐在后座的多米尼加人插话。

阿根廷人不解地摸摸鼻子，但随即以开放进步的思想理解了这一切，“那个戴眼镜的玻利维亚人难产死了。”

哥伦比亚人一手托着玻利维亚人的下巴，一手轻轻揪着他头顶的乱发，好向阿根廷人展示，“玻利维亚人在这儿呢。”

看到玻利维亚人，阿根廷人兴奋地握住他软塌塌的手，“您还在，您还在！我以为您难产死了呢。”

人们开始注意到从洗手间里突然冒出的这几个人，在他们困惑的目光中，哥伦比亚人清清嗓子，摆正领结，以他理想中政治家的姿态站在走道中央。他举起右拳头，开始了自己强而有力的宣讲：“朋友们，我们有幸遇到一位优秀而勇敢的驾驶员，他敢于冒生命危险送我们前往安全地带；这是多么伟大的反叛！然而，我听闻我们中的一些却从他们愚蠢、懦弱的嘴中，发出了抗拒的声音……您们不必这样看我，我是在把真相告诉这位尚不知情的古巴女士，她是我们的一员，有知晓航向的权利。但是，她也正是我们飞行安全的威胁分子……”

“一点没错！”巴拿马人在旁边叫道，黝黑的脸上写满了赞同。

“您也同意应当由专业人士来指导事务？”

“当然。”

“您也同意整体安全是最要紧的？”

“当然。”

“那么，您一定也同意让飞机降落在门多萨了，”哥伦比亚人欣慰地笑道，“瞧，您是位多么明智的绅士，我总觉得您像我的兄弟。”

“不，”巴拿马人摇摇头，“我同意它降落在迈阿密。”

哥伦比亚人立刻拉下脸来，背过双手，逼近巴拿马人。“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无稽之谈？”

“理由很简单，”巴拿马人毫不畏惧，“机长是飞行的专业人士，却不是劫机的专业人士。而且我讨厌美国人，他们真的靠不住。”

他们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人已经重新把紫色帘子拉起来了；面面相觑一小会儿后，委内瑞拉人忽然把口中的雪茄揪下来，狠狠丢在地上碾碎，大声咒骂了一句：狗日的！他大步流星地走到驾驶座后，如同一个冒犯的揭幕人，把帘子整条掀开。美国人还坐在原地，在这架观念的飞机的驾驶位置上，悉心监护着他的控制台，所有的按钮、所有的拉杆、所有的仪表盘，它们将会忠诚地携带着每一位乘客前往他规划中的神圣目的地。

“这不是您一个人的航程，”委内瑞拉人义正言辞地宣告，“飞机属于联合公司。组成它躯体的钢铁和橡胶，来自于我们大洲人民的血肉。飞机的名字是用德文拼写的。而乘坐着它的我们每一名乘客，都拥有自决命运的神圣权利，这份权利不应受任何人掌控。我们才是航程的主人。”

“这是架道格拉斯，美国人的写法，”智利人怯生生地提醒他。

“谁给你说话的权利？”委内瑞拉人恼羞成怒地让他闭嘴。

下午1时49分 飞机停止西转，继续沿南部航线行驶

一场对峙正在形成，在乘客和乘客之间，在劫机犯和机长之间，在坚持去往迈阿密的人和坚持去往门多萨的人之间；在狭窄的机舱中，他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像在议会里那样剑拔弩张。哥伦比亚人瞟着巴西人，殷切地盼望这位权威人士能够力挽狂澜。巴西人用余光看着委内瑞拉人，不安地猜测这个肌肉结实、留小胡须、思路清晰、行事果断的警察将会成为一切的转折点。委内瑞拉人打量着站在他面前持枪的古巴女人的后背，因为她太漂亮了。

“您们都疯了，”哥伦比亚人下了结论，“或许是被那个古巴女人弄疯了，也许本来就疯，我不清楚。但没有一个常人会在这种情况下仍旧渴望朝美国飞。”

“我们就是疯了，”乌拉圭人仰着鼻子，高傲地蔑视着他，“疯得几乎想照顾所有乘客的福祉。”

“可我们的目的最终是相同的，对吗？”巴哈马人可怜兮兮地请求道，酸涩苦楚的眼泪从他的右脸上流了下来，“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希望飞机安全降落；如果毁了飞机，就毁了我们每一个呀！”

人们几乎陷入无止无休的争吵，但他们没有，因为脚下的地面忽然开始危险地上下颠簸；乘客们终于回想起他们的处境，想起所有人的身家性命都维系于一艘高空中的脆弱小船，只要一阵强风就足以将它彻底打翻。恐惧沿着地板蔓延开来。人们面面相觑，彼此心照不宣：民主投票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

在古巴女人的提议下，两三个年轻人把加拿大人的身体搬到机舱中部靠外的一个座椅上，以充当见证人。他们笨手笨脚地把他深红色的卷发理顺，尽量使他双眼紧闭的神情显得安详，试图把他的上半身摆正，可不管怎么折腾，加拿大人都会柔软地倒向椅背，就好像他只是自己身上穿的一团衣服，衣服里面则是空的。最后，他们不耐烦地把他丢弃在那里了。

谁去迈阿密？古巴女人和委内瑞拉人几乎同时举起了手；随后是乌拉圭人、危地马拉人和智利人，他的手没有超过下巴，显得犹豫不决。巴拿马人左右瞧瞧，也表示了赞同。在结束统计的最后一刻，多米尼加人颤颤巍巍地把手举了起来。

谁去门多萨？第一个举手的是哥伦比亚人，如果不是被政治家的身份所束缚，他或许会把手举到天花板上去。巴哈马人、玻利维亚人、阿根廷人，然后是巴西人；秘鲁人仿佛在紧憋着一口气，以某种决绝的姿态同意了前往门多萨。

“一边七个、一边六个……不，得加上机长，因此是七个。”阿根廷人数清了人数。“还有谁没有投票吗？”

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墨西哥人身上。他坐在原来靠舷窗的位子上，脚高高翘起来，悠哉悠哉地啜饮热茶、欣赏高空美景；意识到自己正被愤怒而期许地注视着，他才扭过头来。

“其实我不在乎飞机往哪儿飞。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活得好。”墨西哥人用食指挠挠右脸，与此同时巴拿马人向他投来赞同的微笑，“有弃权的机会吗？”

“您最好快点作出选择，”哥伦比亚人不满地盯着他。

古巴女人担忧地看着这个古怪的墨西哥人，他下颔拳曲而往前翘的胡须，他掩藏在帽檐下的幽深双眼，他头上神秘地生长的那根草叶子，它令她不免联想起种种非物质的古老信仰，这种信仰又催生出一种特殊的敬意。她从他身上看见了哲人的光辉，这种光辉使他的邋遢变成了圣洁。凭借着这种古老信仰的灵机，她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墨西哥人是在这艘现代飞艇上唯一同她心意相通的生灵，他看似玩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暗中为她的事业作出支持——

墨西哥人不情愿地挪到走道上，在大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了一枚银色的十分钱硬币。机舱中的所有乘客和劫机犯一齐看着他把硬币捏在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准备抛起来。

“等一下！”智利人猛地伸手，紧张地按住硬币，“请您先说好，哪一面朝上，您会同意去美国？”

“如果鹰面朝上，就去迈阿密。如果数字面朝上，就去门多萨。”

人们用沉默表示了同意。那枚银色小金属片仿佛连接着无数细线，把他们的眼神紧紧勾结在一处；他们看着它被弹入半空中，转了四周半，途中反射出刺眼的阳光，好像一盏接触不良的电灯般闪来闪去。在耗尽了动能、到达抛物线的顶端后，它终于开始往下回落，因重力加速度而愈掉愈快，往墨西哥人的手里直直坠去——

“真是胡闹！”一声怒气冲冲、中气十足的男声忽然打破了寂静。圆脸的秘鲁人一把推开墨西哥人，把他推得打了个趔趄，跳舞般往旁边踱了几步，他的十分钱硬币叮的一声，竖着落在塑胶地面上，弹跳了两次，在沸腾的人群中左右摇摆，不知滚到哪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去了。秘鲁人不顾墨西哥人的不知所措，不顾哥伦比亚人的怒目而视，不顾委内瑞拉人几乎想同他打一架的姿态，这时候，他的圆脸不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圆脸，而是尼禄·克劳狄乌斯的圆脸了。他深吸一口气，手指着机舱后座大声吆喝：“看看那个乌拉圭人的背包！”

下午2时30分 飞机快速飞越科尔多瓦省上空

秘鲁人第一次说西班牙语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在内陆山区说了整整十六年零两个月的克丘亚语，并坚定地认为那是世上的唯一一种语言，无论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还是苏联军官都用克丘亚语发表政令和演讲，而圣经和古兰经也必然是用克丘亚语所著。直到他随着国有化木材公司迁移到海边去，听见那里的人们口中吐出完全不同的词汇，他才终于发现世界上原来有两门语言，一门是克丘亚语，另一门是西班牙语。

他打娘胎里就长着一张黑头发、圆下巴、薄嘴唇、单眼皮的印第安脸。这是件咄咄怪事，因为他母亲是纯血的白人，父亲则是纯血的黑人。在他满周岁时，父亲终于从木材公司一年来头一回走进家门，他紧皱着眉头看向摇篮中的秘鲁人的印第安脸，又抬起头看向妻子惨白的脸颊，最后从墙上摘下镜子仔细观察了自己的黑皮肤。他说：“杏树嫁接了别的树，还是长杏子。”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走出家门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

秘鲁人继承了他的事业，为山中的木材公司服务。那里有近一百个像他一样长印第安脸的男人，有的高，有的矮，个个都是伐木好手，操作起链锯就像调动一根手指头一样轻松。两三个高鼻梁的白人管理着他们。这几个人总喜欢戴墨镜，以免眼睛被正午从树林间泻下的日光灼伤。除了用一台长镜头柯达相机给新来的工人脱光衣服拍照，他们成天什么也不干，只是从树林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途中每隔三分钟就用克丘亚语大喊：“干活儿，干活儿！”

他热衷于砍树，热衷于从橡树根断口中飘出的苦涩香气、把木头顺着纤维劈开时悦耳的开裂声、原木被堆叠而产生的颇具数学美的几何图形，也热衷于不穿裤子在树下午休，只用头盔遮住两腿之间，以免被飞鸟啄食。也正因此，当工厂被远方某支不知名的军队宣布没收时，他和其他的同事们一起想要同它拼命，因为有人告诉他，这帮穿军装的人将要关闭伐木场，把他们送进禁闭室，在那里反复殴打、强暴、拷问他们，直到永远失去意识。

“可是他们拷问我们些什么呢？”秘鲁人问他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回答，“也许是橡树的生长规律，或者木材厂的年产量之类的。”

他们的反抗计划还没能出炉，军队就像一群饥饿的蝗虫一样赶到了。秘鲁人被送上卡车，在没灯的黑暗中颠颠簸簸，下了车，又上了车，继续颠簸，旅程的奔波让他浑身关节生疼。终于，在不知多少个小时的黑暗之后，他们被挨个儿从车厢里放走了。有生以来头一回，秘鲁人看到了海洋，浪头金色的反光让他睁不开眼睛，英俊挺拔的军官们在卡车旁站成一排指挥他们行动，一个慈祥的黑发妇女在他面前端着盛满凉水的瓦壶，用柔软的西班牙语向他发出邀请：“小伙子，别渴着自己了。”

秘鲁人很快爱上了国营工厂。他发现他能够干更多自己喜欢的活，而且为此竟然有更多的钱拿。每砍一棵树，他都能获得来自政府的一角五分钱奖金，而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工厂的会计又会发给他八十块工钱，军队后勤部时不时地送来一箱箱新衬衫和新手套，希望工人们保持体面，而本地木材联合会每周例会后都会寄来三到十块不等的慰问费用，装在米白色大信封里，指明要用来购买砂糖、精米、邮票、袜子或者香皂。他像其他工人一样把钞票藏在秘密墙洞里，每天睡前都偷偷检查一遍，偷偷检查的时候总能遇上其他偷偷前来检查的同伴，也靠着这些财富第一次走进了电影院的大门。

他渴望秩序和合作，渴望越来越多的木材公司能够被收归国有，也渴望能同遇见的每一个人说起克丘亚语，那是组成他头脑中所有诗歌的语言，除了它以外他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押上韵脚。他还渴望仁慈的军官能够把那些戴墨镜的白人一个个驱赶到山洞里，因为他意识到这些人从未使用过链锯，而且只会说一句克丘亚语。

“你们是一帮劫匪！”他愤怒地大喊。

“干活儿，”白人无助地回答。

“别想着再对我们颐指气使。这不是你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他示威道。

“干活儿，”另一个白人也这样回应。秘鲁人挥着锯条，把他们吓跑了。

在伐木场工作时，他结识了一位少尉。当时他正在一棵橡树下坐着休息，等待发放中午的米饭和腌鱼。阳光的碎片从树叶之间落到地上，抖抖索索，松软的土壤保留着一上午光照留下的热量，遥远的啄木鸟打洞声令人昏昏欲睡。在树和树中间，一个男人像一头烦人的羊驼一样漫步到了他身边。他个头矮小，长着丹凤眼，似乎有怕冷的毛病，在南美洲的温和暖季里也裹着大衣。他把他唤醒，问：“您怎么没穿裤子？”

秘鲁人把裤子穿上了。他得知那是军官中的一位，也是伐木场的主管之一。刚刚进入雨季时，他终止了工作，而一场烟雾弥漫的雨已经在林子中下起来了。秘鲁人趿拉着塑料靴子，小心地顺着泥泞、漆黑的山坡往下走。雨水渗进他的眼眶和鼻孔，让他只能借雷电转瞬即逝的光模糊地观察路径。几道湿润的淡蓝色强光在林中以地面为支点摇动，其中一道打横旋转了一个直角，把他的眼睛直照得生疼。三个被透明雨衣覆盖的军人带着手电筒前来疏散伐木工。他被少尉带到林中哨岗，这是一座由灰色水泥建成的正方形建筑，每到下雨屋顶就会漏水。他跨过用来接纳雨滴的几只破桶，蜷缩在仅有的两把木头椅子之一上瑟瑟发抖，少尉则坐在另一把上。另两个士兵又一次冲入雨中。少尉想要跟着他们一起去，但又想要留下看管秘鲁人；于是他动弹不得，只好坐在原地。他不敢行动，秘鲁人就不敢行动；秘鲁人不敢行动，少尉就不敢行动。他们就这样僵持了漫长的时间，直到秘鲁人开口：“您会说克丘亚语吗？”

少尉甚至很难说好西班牙语，但他仍旧用烧酒和铁皮罐头装的熟羊肉招待他；他们俩盘腿坐在漏水的水泥地上，在一颗接触不良的灯泡的照耀下，开始了盛宴。

“我即将走了，”少尉说。

“去哪儿？”

“去哪儿不要紧。走本身才要紧。”他说。

秘鲁人无法听懂了，他还过于年轻，难以对一些费解的道理产生共鸣；他们只是一起饮用烧酒，吞下罐装羊肉，听树林里传来的风雨的声音，它们每年三个月光临秘鲁的土地，为粮食和细菌的生长提供润泽。

“极端分子会害了你，美国人会害了你，文官政治会害了你。不要大公司，也不要集体农场；不要自由化的财阀媒体，也不要唯唯诺诺的新闻电视台。当然，不要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以外的声音。”军官看着他的眼睛，秘鲁人恍惚间觉得自己像是在照一面镜子，而镜子会映照出亲人之间并无血缘的悲哀事实。“这是你的命运，你的国家，那些橡树和羊群是属于你的；他们已经毁了古巴、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和别的许多地方了。要保护橡树。”他这样说完，可是秘鲁人已经被烧酒中百分之六十二的酒精浓度醉倒了，等他再次醒来时，军官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到政府去找他，到伐木场去找他，到出海口去找他，可却一无所获；只有啄木鸟仍在橡树上持之以恒地刻凿。他的朋友在城里吃了整盘的米饭和烤芦笋，剔着牙回到伐木场了。

“他们被调动去内陆抓捕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朋友告诉他，“或许不会再回来了。”

“极端分子会害了我们，”秘鲁人说。

“这年头还有谁不是极端分子呢？”

下午2时32分 飞机略向北转，未偏离航道

“我不是极端分子，”乌拉圭人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显然是极端分子。我真的想不到我们这架航班能同时遭遇两伙极端分子。”

“我买了票。”

“每个极端分子都买票。”

“如果你要找极端分子，”乌拉圭人自信地合上眼睛，摇晃起左手的食指，“最好先从这趟飞机上没买票的人找起。”

多米尼加人从机舱末尾心惊肉跳地听着他的发言。多么无耻、自大、操蛋的极端分子！他手指无力，两腿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只能带着一种仿佛面对天使似的虔诚，白痴般盯着巴西乘务长的后背，等他宣判自己的命运。

“这是全世界最混乱的机场之一，每年逃票的人数以千计。他们并非每个都是极端分子。”巴西人坦诚地告诉他。在他心中，航空公司已经成了一个虚无的概念，他开始懊悔地发现自己过去为维护它的尊严和利益做了多少蠢事。他居然曾经为它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辩护吗？他居然曾经为它的广播系统安全严防死守吗？他居然曾经让出空气面罩，只为了在空难中护它的乘客周全吗？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一份伺候外国人的愚蠢工作。这种迟来的坦诚让巴西人感到幸福而欣喜，自从到达赛尔基奥以后，他还从未如此喜悦过。难道他不能用他的方式加以抗争吗？

“你一定是来自蒙得维的亚的恐怖组织，”秘鲁人双眼怒睁，一口咬定，“他们也曾经想要危害我的国家！他们用飞机运来爆炸物，在机场引爆……”

“什么恐怖组织？”乌拉圭人挑起一侧的眉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图帕马？”古巴女人插嘴道。

“图帕马罗，”乌拉圭人纠正。

“你明明知道，”巴西人愠怒地瞪着他。

“不，是个乌拉圭人就知道图帕马罗，他们的事迹被写在报纸上很久了。”

“图帕马一点也不好，他们是一群只会让国家下起暴雨的幼稚学生，”古巴女人说。

“谁允许你这么贬低图帕马罗？”乌拉圭人被激怒了，“我们是劫富济贫的侠盗，拥有坚定信仰的运动家！你们这些古巴杂种总是说南锥体没有革命的土壤。可如今我们自发的行动如火如荼时，你们又在什么地方？领导一场失败的、可笑的、毫无威慑力的劫机吗？”

乌拉圭人双手紧握着座椅两旁的扶手，他死瞪着古巴女人，长睫毛在他那富有情感的眼睛上方悲愤地忽闪着，如果不是被许多人包围着，他或许会冲上去对着她的脸猛揍一拳。他从不害怕用蛮力解决问题。他知道蛮力才是永恒的，是蛮力将人类从彼此施加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将文明拖向更光明的前程，不必在保守主义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他可以依靠神圣的蛮力让旧的变成新的，让恶的变成善的，让丑的变成美的，让假的变成真的，就好像他在蒙得维的亚所周密策划并严格执行的那些抢劫、刺杀、绑架、爆破和示威事件一样；而唯一能够阻碍蛮力的，他相信，只有更强的蛮力。

“好了，查查他的背包吧，”巴西人把那只土黄色背包扔到地上，打开拉链，对着周围的乘客们展示了它空荡荡的内里。他娴熟地把手伸进夹层，一寸一寸地捻动背包的粗布制外表皮和背带，防止那里藏有任何细微的物件；他还把耳朵凑近，狠狠地摇晃它以倾听声响。他的表情越犹疑，乌拉圭人的表情就逐渐变得焦虑起来。

“这些可怜的仔羊，”玻利维亚人忽然背着双手、皱着眉头、严肃而沉稳地发表起评论来，他已经从戒断反应的痛苦中恢复了。“依我看，飞机还是应当飞往迈阿密……”

哥伦比亚人怒气冲冲地叫道：“你他妈能不能别添乱了？”

等到按流程检查完背包的各个角落后，巴西人把它倒着抖落了两下，叹气道：“这里的确什么都没有。也许我们错怪你了。”

“不——这里不应该什么都没有！”乌拉圭人绝望地叫道，汗珠从他额头上滑落，“那个——炸弹的控制器在我的包里——伪装成一块手表。它现在不见了。”

“我猜一定是被大盗偷走了，”哥伦比亚人挖苦道。

多米尼加人闯入洗手间，想要把乌拉圭人的手表拆开，但却没有成功。在焦急中，他把它扔在地上，用力跺了几脚，直到玻璃表面被碾碎成沙粒状。他顾不得自己赖以生存的双手是否被刺伤，把它的时针掰成两截、已经扭曲的金属后盖取下，一个接一个丢进马桶里，每丢下一个零件就冲一次水，它们将会被储存在飞机外壳里的某个水箱中，等到降落后被地勤人员倾倒进污物处理池，和其他所有的排泄物一起被世界迅速遗忘。最后，他用力一扭，拧下连接着晶体管和按钮的最后一个金色螺丝钉，控制器再也无法工作了。

下午3时09分 飞机抵达圣路易斯上空，未收到指挥塔指令

“你感到荒诞吗？”美国人问。他正用释伽牟尼般的姿势坐在马桶旁边的瓷砖地板上。

多米尼加人坐在马桶的另一侧，他无所适从地点头，随即又摇头，不清楚该怎样回答才能讨他的欢心。

“我觉得这太荒诞了。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荒诞的局面。谁会被自己犯罪的同伙打晕？谁会用装病这样小孩子过家家般的诡计来蒙骗劫机犯？谁会通过投票来决定航向？如果用决斗来决定航向，我倒觉得还合理些。”

“是的，太荒诞了，”多米尼加人趁机附和。

“谁会拿半自动手枪劫机？它简直是个小不点儿，就像那俄国人的胯下之物似的。上一次我的同事遭遇劫机时，来了四个彪形大汉，每个人都端着一把崭新的卡宾枪，还带了长柄手榴弹，他们亲自把飞机一口气开到了圣克拉拉机场。这些人行动干净利索，口音堪称完美，对待我的同事就像对待妻子：他们把他扔在地上狠狠地踹。这家伙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简直是在炫耀。”

“是的，太令人嫉妒了，”多米尼加人点点头。

他们俩都蜷缩着，被动地等待洗手间的门被某人拉开。门外仍旧是巨大的吵闹声；有人在跺脚，有人在流泪，他们听见一只玻璃杯或者瓷杯在地上打碎的声音，那声音很快就被殴打的肉的声音盖过了。最后，疲劳似乎压倒了所有人，于是机舱里迎来了一阵短暂的安宁。

“你饿吗？”美国人问。

“不，我不饿。”

美国人站起来，从头顶装卫生纸和强生洗洁剂的小橱柜里取出一袋黑巧克力棒，递给多米尼加人。“别客气，这是我私藏的，正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时候。”

“不了，谢谢你，”多米尼加人连连摆手。

“好吧，你当然有拒绝的权力，如果饿死了，那也与我无关。”美国人又取出两瓶汽水，“试试这个。”

“可是我们没有开瓶器，”多米尼加人指出。

美国人把两只瓶子的盖卡在一起，手腕猛地用力，两只瓶盖就都咔地一声飞到地上，可乐的白色气泡雪崩般从瓶口飞快地涌出来。

他把其中一瓶递给多米尼加人，自己则留下另一瓶，坐在洗手间的地板上，仰头灌下了一半。

“你知道吗？其实我害死过人，”美国人坦白道，“可那实在是无奈之举。五年前，我们从墨西哥城机场飞往圣地亚哥，中途只在美国境内停留一次。那时飞机上有个从得克萨斯来的患了肺病的婴儿，忽然开始大哭大闹，因为犯了疾病。他的哭声不像人发出的，反倒像一只半死的小鸭子……他的哥哥或是父亲请求我们降落。我没有，因为那时距离中途停靠的空港只有三十五分钟的路程，而迫降会暴露航空公司过长连续行驶的违法行为。三十五分钟过去了，那个婴儿脸色又青又紫，活像一只腐烂的青番茄，他的哥哥或是父亲飞快地抱着孩子奔出机舱，途中在登机梯上摔了一跤，我听到他绝望地大喊，‘喷气式飞机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发明！’最后，婴儿也不再哭泣了。”

这故事把多米尼加人吓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站起来，汽水瓶子铛地一声掉在地上，他盯着美国人那毫无波澜、漠不关心、泰然自若的脸，嘴里什么也无法说出。他尝试了许多次，仿佛正同牙齿、舌头和喉咙作战似地，终于勉强发出尖尖细细的声音来：“您岂不是杀了人吗？”

“因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的主人——有肺病的孩子根本不应当被送上我的飞机。他为什么不坐游船？游船没有六十分钟的狗屁双发延程规则，而且能够随时回归海岸。他为什么不带好必需的药品，如果他知道婴儿随时可能咳嗽致死？再不济，他为什么不提前仔细阅读我们的飞行手册，然后寻找一家更安全、更守规则、更富有同情心的美国航空公司？生命一直都是这样脆弱，如果不承认它的脆弱，就相当于不承认它的伟大。我也从不为我的父亲哀悼，因为他是死于自己的失误，才在亚洲战场上被打穿了脑袋。没有弱者，就没有强者。没有卑劣，就没有高尚。没有竞争，就没有世界。”美国人以格外平静的语调讲述着这一切，已经运转了九个年头的飞机发动机在他背后发出单调的嗡嗡声。“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本应该听从我的，因为这架飞机是听从我的。”

多米尼加人忽然被一阵冷冰冰的寒意所包围：假如他用武力威胁眼前的这个美国人，他会扼住他的脖子把他绞死。假如他抢走他的巧克力棒和汽水，他会打开窗子把他扔进发动机，让他如同一只北美灰雁般粉身碎骨。假如他告发他，他会反过来判他死刑。在这高二万五千英尺的山顶，他无处可逃。行恶不会让这个美国人产生一丝难过、一丝悔恨；人是混沌的、野蛮的、残忍的、可悲的动物，没有秩序时，人和食物无异。

“我感到我们是相似的，”美国人说。

多米尼加人的心中逐渐涌出难以承受的厌恶、恐惧和义愤，连他自己都为这激烈的情感而震惊，他委屈得几乎想要流泪。他狠狠摇晃脑袋，脱口而出：“不，我们一点也不一样！”

“你毁了一块手表，我也是，”美国人向他展示自己空荡荡的左手腕，“我把它扔下了飞机，‘应急’牌，内置的失事信标发射器每四十秒向总台发布一次信号。现在的我没有被劫持，而是坠毁了。不久，你就会见到他们带着武装人员哭哭啼啼地来寻找我们的遗骸，然后被一飞机的活人吓上一跳。”

古巴女人把洗手间的门咔地拉开，她诧异地发现洗手间的门无法被反锁，但这正是南美洲航空公司特点的又一体现。这个故事里已经有太多的洗手间了。“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她没有等到多米尼加人回答，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因为她看到了洗手间里的另一个人。她对着美国人惊叫道：“你又到这儿来做什么？”

美国人耸耸肩，“我要是不到这儿来，就有人威胁要我的性命了。我得做自己的主人。”

“那现在是谁在驾驶飞机？”古巴女人惊恐地转过头去。与此同时，阿根廷人唰地掀开布帘，用快乐的嗓音向整个机舱报告。

“那个巴哈马小子，”他说，“那个巴哈马人竟然会驾驶飞机！”

下午3时48分 飞机即将降落在门多萨

巡航模式被关闭，随着飞行高度由两万英尺下降至八千英尺，发动机内的导流板向上滑动，飞机内侧的喷气引擎停滞了一刻，随即开始反向运转，道格拉斯的速度在空中逐渐放缓，由一百四十节降低至一百节；门多萨机场被包围在苍白的群山之中，它选定了其中最长的一条混凝土跑道，调整俯角，让机头微微垂向地面，起落架从底下不太及时地伸了出来。随着一声地震似的巨响，飞机的右侧先着地，一秒钟后左侧也重重地砸在地面；它急驰而过，穿过信号塔、航站楼、指示灯，刹车片发出滋滋的哀鸣，这架从一九六零年开始服役的飞机终于在跑道尽头勉强静止了。

一切都结束了。门多萨机场的地勤人员们冲上来拥抱巴哈马人，甚至不等他用颤抖的双腿走下登机梯的最后几个台阶，几双手一齐把他举了起来，反复抛起再落下。他的名字将会迅速出现在拉丁美洲的各大报纸头版，从此成为航空英雄的代名词，被包括他老板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们啧啧称道。

“我是通过辛勤诚恳的劳动学会操作飞机的，”巴哈马人用虚弱脱力的声音对几根黑色话筒作出答复，“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乘客们一个个地暴露在摄像灯下，苏联人和加拿大人被抬下飞机，分别送往国家安全局和医院，随后是乌拉圭人连同他的两个背包，他被夹在两个军人中间带走时仍旧执拗地昂着脑袋、一言不发，如同一只阵前斗鸡。在即将走向航站楼时，他忽然摘掉假发和眼镜，变成了一个黑皮肤、头发染成金色的小个头，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甩掉军人，奇迹般消失在建筑和建筑中的夹缝里了。

“别害怕，”在舱门前，委内瑞拉人以西班牙贵族的姿态向古巴女人递出一只右手，他的富有棱角的脸上带着佛教徒般的平静，仿佛他已经早早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您知道吗？在找上这趟航班时，我几乎走投无路，一心想着学那些嬉皮士的样子，喝酒、吸毒、滥交，然后在某个凌晨跳进迈阿密的海里去。生活对我而言就像是漫长的黑夜。可现在，黎明已经降临了。是您把我拯救出来，从无法撼动的冰面般的麻木中，凿开了一道可贵的豁口，让新鲜空气得以倒灌进来。您救了一个即将溺亡的人。如今，这是我对您的回报；请跟上我吧，在最后的一程……”

古巴女人根本不害怕，她对委内瑞拉人的话完全没弄懂，然而她还是轻柔地伸出手，在略微迟疑后，搁在了他的掌心上。她感到它又热又潮湿。委内瑞拉人牵着她，既像拘捕着一个罪犯，又像引领着一位新娘，彼此照顾着，一步一步走下登机梯的陡峭台阶；卷着雪片的冷风吹散她的发髻，在砭骨的寒流中，她轻轻合上眼皮，军人一齐涌上来将她抓获了。

“那些智利人、巴拿马人还有别的随便什么人，尽管想破头到你们的目的地去吧，”阿根廷人在一旁挥舞着双手叫好，回到祖国大地显然在他已经过剩的自满之上平添一份信心，“单是靠着把降落的地方称为目的地，我们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世上还有比这更轻松的办法吗？”

他很快就要搭乘火车前往科尔多瓦，并去那里书写一篇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并且与一种新的信仰坠入爱河了。罪犯遭到逮捕，君子终获回报，老兵迎来解脱，医生不必杀人，政客得偿所愿，这场荒诞的劫机事件即将完满地迎来结局。多米尼加人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这时，除了两个负责清点人数的地勤以外，所有人都围绕在巴哈马人附近，几乎没有人再注意到他了。他看着脚下的台阶，觉得分外陌生，只得像一个刚开始学步的幼儿，把上半身贴在扶手上，一点点地往地面挪去。

“您本不该上这趟航班，”墨西哥人在台阶底下对他说，“偷窃并不是一种可耻的生活。”

多米尼加人透过不均匀的空气介质注视着墨西哥人，他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一种超然的感动令他变得笨嘴拙舌，又或者只是风雪把他冻僵了。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被迫坐上航班？他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以行窃为生？也许这个留着蜷曲山羊胡的墨西哥人冥冥中知晓一切，他是上帝在我们世界的投影。想到这一点，他感到惭愧而又狂喜。

“可偷窃是罪恶。它侵犯神圣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从来不是神圣的。假如它是神圣的，当它进了你的腰包，也就变成神圣的。”

“没有一个地方的法律鼓励偷窃。”

“这是因为它们不够公正。如果它们足够公正，就应该把更大规模的偷窃也算作犯罪，比如政治献金和农业税。”

“就连您站在这里时，我甚至都在想着如何取走您的零钱。我控制不了自己。”

“是不公正的社会摧毁了你用正当方法谋生的能力。这本应是所有人都拥有的。”

“就连我？”

“就连您。”

多米尼加人低下头窃窃私语，“天呐，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寒冷空气让他的手指头僵硬而生疼，门多萨的飞行员正在不耐烦地催促他离开，好早一点把登机梯收起。多米尼加人只剩下提出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了。他的头脑飞快地运行着，犹如一组被加满了润滑油的工业齿轮，他从未感到自己的心灵如此清澈明晰。他问：

“可是，您头上怎么会长出草叶子呢？”

他盼望着墨西哥人的忠告，而墨西哥人果然给出了忠告：“朋友，我不知道！”

世界用得着那么多忠告吗？忠告的悖论在于，作出忠告者往往更加需要它们。掠夺者劝说被掠夺者独立，加害者教育受害者宽容，猛兽惊异于猎物的残忍，剥削者嘲笑被剥削者懒惰。成功经验总是伤痕累累的，人们不能欣赏它，于是只好容忍它。伟大的忠告不仅使头颅长出野草，也使母女遭遇分离、岛屿生出甘蔗、金银流入海洋，使帝国覆灭、城市烧毁、人口更替、大陆变迁；忠告使劫机案在阿美利加洲上空一场接一场地不断发生，只要足够多，其中总会有一次取得成功——这是概率论发挥作用的地方。

然而，我的朋友，假如虚伪的忠告让你安心入眠，我倒可以给出一些：别爱上已经死去的，别爱上从未存在过的。别去迈阿密，在那里棕榈树丛将掩去热带鸟类不同的啼鸣。别去门多萨，尽管覆盖白雪的山峰壮美绮丽，因为无人会在寒夜里为你引火。人不是质料，也不是观念，如果有人这样教导你，给上他们一拳头便是。哲学没有意义。物质才有。

多米尼加人迎着风雪飘来的方向离去；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他亢奋地叫道，挥起一只拳头：“先生，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在飞机上会面！”

“最好别，最好别！”墨西哥人咧开嘴微笑，“因为喷气式飞机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发明。”

end.

感谢能把这篇又臭又长东西读完的你，我知道节奏很烂，但我不想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