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德拉

没有情节，只是想看一些党拟贴贴而已，再没人搞真要饿死了！

公民抵抗运动（MRC）视角。对这位的印象是勤劳、富有同情心而在意自己财产的黑人女性小市民

你是理智之光，在你靠你由你，一切有理智之光的事物才有它们的理智之光。

——奥古斯丁

革命指导委员会复活那天凌晨，七二六运动把我摇醒，绝望地告诉我：咱们没钱啦。在睡眼惺忪中，我向他明确：是你没钱了，不是我没钱了。虽说国家政治动荡，磨镜片铺子总有生意可做，近视或远视患者们那可悲的双眼不会被神迹治好。他见乞讨不起效果，于是把那双视力甚佳的棕褐色眼睛从我脸上抬走，踱着忧愁、然而有力的步伐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叨念：“哎呀，没钱了，完蛋了。完蛋了，没钱了。什么时候革命指导委员会能够再次复活呢？”

我请他下楼去，和我们俩的老师一道先吃过早饭再说；我说，饿肚子会让你无法动脑的。可他听不见我的话，看来他的听力已经不大好用了。于是我从床铺里爬起来，胡乱梳拢了头发，穿过空荡荡的卧室下楼去。厨房里只剩下一口煎锅，电烤箱的插头没接上，像老鼠尾巴一样卷在地上，已经落了灰。橱柜里照常储存着一排又一排的调料罐子，我上周确认过，它们中有四分之三是完全空的。

“请至少把咖啡留着吧，”在检查罐子之前，我紧张地祈祷道。

祈祷并未奏效。装在铝皮马蹄罐头里的咖啡粉已经见底，勺子伸进去，就会在罐里发出令人尴尬的剐蹭声。即使是我们国家所盛产的糖，也再也不能富饶地铺满白瓷盅的底部了。我叹了口气，不由得开始怀念五年以前那些永远不必担忧吃食的日子：只要晚餐时里橱柜里有蜂蜜，第二天早晨橱柜里一定还有蜂蜜。我真嫉妒自己生活的奢靡。

好像生怕被人看到似地，我匆匆沏好咖啡，我的老师人民社会党正在桌边侧耳倾听收音机。为了弥补瞎了的右眼，他总是把右耳朵用得更勤些。那台红色外壳、带天线的老收音机幸运地躲过典当，成为了房间中为数不多具有装饰作用的家什。这间古典与现代风格混杂的客厅里以前总是十分拥挤；我们有金橡木打造的吧台，仿茨温格宫古董风格的报时钟，流线型的圆枕贵妃椅，从美国进口的电视和新款洗衣机，黄脚渔鸮和缅甸乌叶猴活灵活现的标本，带玻璃展示柜的书架旁是一人多高的琴叶榕，和几株仙人掌一起栽种在古铜色的硕大陶盆里。几扇细高的窗户都挂着从日本进口的水绸帘子，上面用暗针绣着百合花，黄昏时将在地板上留下池塘般的剪影。在哈瓦那的视力逐渐下降的时候，我还一度从乐器行搬回过一架三角钢琴。它也是我的第一个祭品；还不等把巴赫的练习曲弹熟，我的乐器就被送到埃斯帕萨那里填补了房租的亏空。那份旧货账单是一切坏运气的开始。假使能够再来一回，我宁肯跪下去吻房东先生的手，恳请他给予我些许宽限。

“您调过表了吗？”我问人民社会党。

人民社会党局促不已地点头，“昨夜里调过了。……就我们的关系而言，不必对我称‘您’，您知道，我不比您大上多少，而且花费着您的收入。哎呀，您真是太过紧张了。”

我们都太过忙碌，几乎忘记了夏季的开始。信风带着阵阵肉腥味从北方吹来，直钻进我们位于哈瓦那城区边缘的独栋房屋里。它既是住宅，也是店铺，同时是工厂。除非是在安息日，我这唯一的工人将在内室一连工作九个小时，在飞轮下为玻璃片打磨出适宜的弧度。房子容积有限，但好在安静宜人，这是这座噪音之城中珍贵的孤岛。

在没有圣诞节宗教气氛笼罩的半年里，赌博家、豪饮者和明星舞娘们显著地活跃起来。不用等到夜幕完全降落在地平线上，第五大街就变成了拥挤而堕落的鸟笼；那里装着拉帮结队唱着船歌的美国大兵，用银色低胸衣揽客的应召小姐，有成功或落败的投机人士，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拼命痛饮。再往东不到十西班牙里的地方，塞维利亚大饭店夜夜灯火通明，金黄色大厅足有足球场大小，桌上堆满盛冷餐和点心的雕花碟子，一个摞着一个，最顶上露出麦耶·兰斯基那笑眯眯的惨白脸儿。他拍一拍手，于是普拉多先生立刻恭顺地叫停势头正猛的曼波乐，开始指挥一首静谧祥和的小夜曲。魔法般的纸醉金迷将会不停歇地持续下去，直到参议员们的胃和耳朵都装不下更多东西为止。

“我多么想听一次普拉多指挥的乐曲啊！”我叹气道。

我知道人民社会党永远不会理解我的心愿。他总以为音乐无非是音阶的机械组合，以及对工业制品的精准操作；弦乐和管乐没有区别，高三度和低三度毫无差异，而与所有趾高气昂的音乐大师相比，永不出错的唱片机显然是最好的演奏家。听了我这话，他仿佛不舒服似地放平了双腿，又换了一条抬上来，而我故意大声推动桌椅，向他表明谁才是房屋的主人。

七二六运动走下楼来，发现留给他的早餐只有一杯加了勺糖的咖啡。他立刻泄了气，但最终仍旧像完成任务那样捧起杯子。我看着他像头饿狗似地渴求食物，不由得悲从中来：我头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脸颊是否这么消瘦？他蜷曲的黑发也像现在这样毫无生机地耷拉着吗？也许他的眼白从未如此焦黄。妈妈，您说孤独会毁了人，可拮据才会毁了人呢。我感到愧疚：我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小，如今却越发像个母亲。

“还没有关于大学生的新闻吗？”七二六运动向人民社会党询问，“那小子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得连他的命也难以偿还了。老天爷，他为何总是对行刺念念不忘？”

“他真会再次复活吗？”人民社会党担忧地自言自语。咖啡从他的嘴角溅出来，留在新刮的青色胡茬上。“我们至少参加过两回他的葬礼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继续支撑他的存在。”

“上帝保佑，”我有气无力地祈祷。

“上帝是不起作用的，”人民社会党说。

“上帝是起作用的，“七二六运动说。

“也许过了这一次，我们就会失去在大学里的势力，”人民社会党指出，“游击战所掌握的成果要打个对折，因此，你不得不加紧对根据地的监管。”

“但我正饿着呢！”七二六运动往后倒在椅背上，疲惫而虚弱，“这样下去，我不得不步委员会的后尘了。”

“你该去教堂里领圣餐果腹，”人民社会党露出冷酷的微笑，“既然你相信主的恩惠。”

七二六运动说，假如教堂允许他进入，他就把耶稣的两颗肾脏也吃个干净。可是，世上哪有能像耶稣般奉献出两颗肾脏的教会人员呢？神甫小气得要命，七二六运动对我抱怨，神子不恨的东西，他们却恨；神子不爱的钱财和权力，他们反倒趋之若鹜。你看，亲爱的，好人要做成事情，总得仰赖坏人。我把白色的空杯盘推到一边，请七二六运动到身边来。当他听话地坐在我对面时，我轻声告诉他，明天下午五点钟会有一笔望远镜镜片订单完成，到时候我会把结款分给他四分之三。七二六运动立刻绽放出他那黄金般的笑容——写实主义地，因为太阳在他的牙齿上反光——他跳过来亲吻我的手指，赞美它们磨制镜片的精确和勤劳，并又一次许诺那些资金绝不会被浪费哪怕一个比索。“不，亲爱的，”他忠诚而严肃地摩挲我的手背和小臂，“这一次我不会令你失望了。之前那些败仗、牺牲和丢盔弃甲，只不过是政府军的侥幸而已。然而旧的势力只会缩小，而新的势力只会不断增长；我会用这笔钱搞来步枪、机枪、坦克、雇佣军和原子弹，我向你保证，请尽管等着瞧吧。”

人民社会党摇摇头，站起身来重归书桌的怀抱。他最近个头越来越矮，想必是由于日夜操劳的缘故，而两眉间的褶皱却越堆越高，那里装满了与人类和世界息息相关的忧愁苦恼。唉，看看苏伊士运河吧。唉，美国的黑人学生们应当到哪里去求援？唉，连苏联也在政治斗争的泥潭中打滚。我们下个月的房租如何付清？还有，革命指导委员会还能否复活呢？“我们用钱，”他幽幽地作结，“是为了将来不必用钱。”

“说白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不要寄居在我的房子里，”我说。

算账花了太多的功夫。我耳朵上架着沉重的金属框眼镜，从中午开始，将一个月来琐碎的花销塞到开支表格里去。红绿墨水和一支新钢笔，一块钱。破旧得过分、不得不更换的一件瓜亚贝拉衬衣，三块钱。给鞋打掌子是两分钱。上个月买过了发蜡和针线，所以这个月没有买。从外国进口的汽车零件和食品花的是美元。革命指导委员会叮嘱我不要买美国货；他老说那些晦涩难懂的概念，什么“贸易差”啦，“外汇”啦，“丑恶合约”啦，但七二六运动只是做些表面功夫应付他。几份必要的报纸托报社用低廉的价格为我们送来。还有马灯。拜上一场失败而破费的颠覆活动所赐，我们已经几乎付不起灯油钱了。

“您调过表了吗，老师？”我又朗声询问。

“调过了，昨天夜里，”人民社会党在信堆里回复我。

夏令时这一智慧的发明让我们得以每天节省下四分之一的煤油。尽管古巴岛常常昼夜等长，这是由它的地理纬度决定的，可欧洲的成规太过强势，我经常惊异于政治影响能够如此轻松地跨过大西洋两岸。小时候，每年两次的调表总让我感到不耐烦。谁能想到时事竟会这样流转呢？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见过人民社会党因过久的伏案工作而昏倒，也见过七二六运动左臂被齐肩斩断的模样。那时他比现在还要年轻些，刚从小地主家庭里出走不久，过去甚至从未被甘蔗刀割伤过手，哪怕一丁点伤痛就能使他痛哭流涕。他蜷缩着倒在我的后门，发着抖，活像一只橄榄色老鼠；若不是我回得及时，他或许就会早早像革命指导委员会一样死而复生了。

“帮帮我，帮帮我，”他贴在石砖墙壁上呻吟，那墙壁与杂草连接的地方被他弄得血淋淋的。

“你是什么人？”我问。

“别管它。可是帮帮我，”他流着真诚的泪水，用仅剩的一条手臂拉扯我长裙的流苏花边，“您总有一日会得到回报的。这是为了古巴的命运。”

“为了谁的命运？”

“谁帮我，就为了谁的命运。”

“那这与我究竟有何干系？”

“天呐。帮帮我，帮帮我。”

我放下面包，抓着后脖颈把他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来，从此他开始为了我的命运而活了。

在那样久的时间里，我们讲了那样多的话儿。沼泽中的孑孓，有毒的树木，专在夜间盛放的鲜花。他用语言竭力为我描摹一幅鲜艳的水彩图画，后来，我在那画布的背面发现了无法被擦净的霉菌与烟灰。再然后，他带来了一位落魄的参选者，告诉我那是他的老师。另一位住客是在一个秋天误打误撞地加入我们的，那时候他才刚刚复活第一次。

可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对他们的活动起到哪些直接的作用呢？我只好在心里用卡斯蒂利亚语、英语和古巴方言为这刚刚牺牲第三回的青年英雄祈祷：经过捶打，金子才成了圣像。

夜里月亮几乎就要沉到总统的游泳池里时，革命指导委员会回来了。他仍是那副倒霉相；长发和名贵的羊毛背心都湿得一塌糊涂，手表弄丢了，眼镜片只剩下了左半边。随着门口的铝制铃铛被摇响，他费力地趿拉着泡皱了的皮鞋走进院门。我们赶着去迎接他。

“谢天谢地，您又活了一回，”我惊喜地帮他脱下湿外套。

“巴蒂斯塔没有下死手，这太妙了，”人民社会党欣慰地叹息。

“你的枪被夺走了吗？”七二六运动问。

“被夺走了，”革命指导委员会没好气地回复，“别说狙击枪，就是卡宾枪也不剩下。政府里那些没骨头的蠢货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到最后，我甚至只得捡石头和他们对打了。”

七二六运动走来走去，窝火地用一只手在头顶直抓挠，“当你失去第一把枪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撤退了，”他抱怨道，“你知道吗？在游击队里，丢枪的莽夫是要被击毙的。”

委员会满不在乎地摊开胸膛，“请别客气，来吧，击毙我吧！别想着用言语威胁我。城市活动与游击战根本不是一码事。”

“您少了根手指头！”我尖叫道，惊慌地试图替他止血，然而家里早已没有干净的绷带可用了。

革命指导委员会把左手伸到眼前，好像刚刚才发现他荒芜的小指根正在淌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别太慌张，抵抗运动，一点妨害也不会有，很快就会重新长出来。您不如多劳心想想明天我们如何吃饱。”

七二六运动开始把桌布撕烂，抬起脚把他的小臂踩在桌子上，迅速地将布条在他手腕处缠绕了五圈。因为缺乏光照，这一作业完成得并不利落。我和人民社会党把窗子和门一一开启，让月光尽可能地照进房间。委员会坐在那里，高压水枪留下的水渍在他浑身上下熠熠发光，让人禁不住担心他是否会因此染上风寒。

“好了，”七二六运动娴熟地打好了蝴蝶结，“接下来不要使用这只手，直到你的指头恢复为止。”

“别让我许诺。”

“假如你真因流血而牺牲，谁也不能保证你的下一次复活了。”

“就这样吧。把床铺留给我们的女士。咱们睡在地上，别让这小子再冲动行事。毫无准备地闯入总统府带来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就着月光，我在院子里清洗了沾血的脸和手，把脏水泼进空花坛。毛毯挂在后院的晾衣绳上，正像海上风帆那样鼓动。我把它们收下来，从后门回到了沙发旁边，新洗过的毯子还散发着温暖的皂角气味。“收着吧。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而这是你的。这条是我的。感谢上帝，我们仍有被子盖。”

没了门窗，房屋就同自然合而为一了；一千只蚊虫的低鸣在空气中漂浮，不时被忽然卷走，后院里传来厨余垃圾的温暖臭气。委员会躺在地板，手臂朝上搁在沙发上，这是为了更加迅速地止血，七二六运动挨着我的肩膀，两条腿直挺挺地伸着，两手搁在脑后，就好像能够一瞬间睡着似的。我们的老师决定再多进行一些纸面工作，趁着夜晚气温较为凉爽的时候，白天里太阳总晒得他犯偏头痛。他就是这样，被蚊子叮了就会患疟疾，挨了一夜冻就会发高烧，身体虚弱，像座处处漏风的破马棚。我常常想要动手修补这马棚，用无微不至的爱和照顾，可在这一刻，出于某种不得志的报复心，我只想好好地揶揄他们所有人一番。七二六运动替我这么做了。

“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

“世上多得是即使有钱也无法办成的事。”

“老天爷呀，老师，你让人越发绝望了。只要想到就连所罗门王或者皮博迪·摩根也不能令人返老还童，我就感到世界真是了无生趣。”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无法企及之事，人生才值得一过。”

对此，革命指导委员会感到格外疑惑。“难道我们不是在竭力找寻那条成功的道路吗？”

“我真饿，饿得想要吃人肉了。”

“随便你！你这个耽于物欲享受的庸俗主义者，从脚趾开始把我生啃了吧。你是否又去购买美国人的赃物了？”

“吃饭当然要紧，只是活着总还有更加要紧的目的。”

“小混帐，我还没有要你为私自签订迈阿密协议吃点苦头呢。等你毕了业，再来瞧瞧庸俗主义者的成就！”

“睡吧。明早我们还要继续利用日光呢。”

“您说活着有要紧的目的，那是什么目的？”

“夏令时调过了吗？”

“调过了，昨天夜里。”

“睡吧，睡吧。”

“明明正是炎热的季节，屋里却这么凉。”

“叫人们永远支持你，爱你，并甘愿追随你，这才是要紧的。”

“这很正确，老师，”革命指导委员会同意了。“那么我们的爱何时才会来到呢？”

我代替爱神回答他。“明天下午五点，等到望远镜片订单完成。”